香港搏弈的新形態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在一般人看來，前幾年因為反對派的無理拉布，嚴重阻礙特區政府的施政，中央政府出手從制度上解決阻礙發展的政治難題，香港以“進入新時代”為標誌。

但粉嶺高球場建屋專案，由上屆政府已討論多時，而環評會卻在月內連開兩次會，以無果而結束，待政府補充資料七個月後再開會討論，是否可以作出決定，仍是未知數。

這項實實在在的民生議題，卻出現了議而難決，繼續以“拖”糾纏，讓許多大家始料不及，也難以理解。

困擾香港基層市民N年的房屋問題，在香港回歸後一直是行政長官施政的重點。

從董先生上任，到今天李先生就任，都將此事放在競選政綱的首位。

客觀而言，不是前幾任行政長官不用心解決土地問題，而是香港的討論太冗長，程序太繁雜，利益太龐大，使原本屬於民生問題，反而陷入無解的狀態。

尤其是粉嶺高球場建屋，各方博弈的程度，已經超越了民生範疇，演變成香港如何管治的問題。

搏弈，過去是在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今天香港展現政治穩定局面後，新的搏弈卻出現在建制派內，在政府決策層內，這是值得關注的。

第一，理想與現實的搏弈。

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任何人只要在法律的規範內，可以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

愛海的人反對填海，擔心影響大小魚類的生存環境；

愛山的人反對開山，指責會令小鳥受驚；

愛濕地的人反對建屋，說是破壞香港的“肺”；

愛綠地的人反對建任何建築物，批評影響植物的生長。諸如等等。

都很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切合實際。

政府需要照顧方方面面，讓香港空氣清新、水質優良、樹茂花繁，鳥飛魚躍，這樣的環境想想都很開心。

但香港也需要發展，產業、經濟、教育、體育、醫療，甚至養老都需要土地建設，若大家不能彼此關顧，共同營造和諧社會，任何目標不過是一紙空談。

因此，少數人特別是持有公權力的人，當他們坐享優質生活時，不要忘記還有許多基層市民仍然居無所住，還有近20萬市民家庭仍在排隊等候公營房屋，這條長龍已經由過去等候3年，到現在已超6年之久。

這就是香港的社會現實，是嚴酷的管治現實，幸而今屆政府定下不再惡化輪候時間為目標，如果不採取硬措施，斷然目標不達。

第二，民意與利益的搏弈。

民意有多種形式表達，蝸居在籠屋發的牢騷是一種民意，議員為民表達訴求是一種民意，打廣告做宣傳也是一種民意。

據媒體報導，這次高球會遊說的力度、各類廣告的宣傳力度，遠超近年諮詢機構處理的其它專案。

為了平衡各方利益，發展高球場用地政府先後採取諮詢、下區、辯論等方式，經過長達一年討論得出的共識，未見有高比率的民調顯示反對者占多數。

即使如此，政府也是很小心處理這一具爭議的土地使用專案，只是建議先收回32公頃高球場用地發展，其中生態價值不高的8公頃土地，興建1.2萬伙公屋，等於整整1年公屋落成量。

若無這些單位，公屋輪候時間必定進一步延長，同時也已經盡最大考量，平衡生態保育與基層上樓迫切需要。

對這一既有民意基礎，也有實際需要，更重要是兼顧了各方平衡而作出的決策，在今天臨門一腳，卻仍被一小撮可享用粉嶺高球場的權益者反對，寸步不讓。

這種態度只會讓市民反感和無奈。

第三，程序與公義的搏弈。

環諮會主席黃遠輝稱，“暫緩決定也是一個決定”，言下之意，他們的決定簡單到只有一個字，即“拖”。

沒有通過、沒有否決，但不等於沒有態度。

與市民渴望解決住房的“急”相比，“拖”實質上是向某些利益者讓步，以圖平息生活在不同境地的人之間的爭抝。

當然，環諮會不是決策機構，嚴格來說只是就環保生態問題，向政府提供顧問意見，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決策”的前奏。

因為，該委員會的“通過”或“否決”，影響著社會的最大共識，如果“通過”，利益者就沒有更多迴旋的反對空間；如果“否決”，基層市民的利益誰來維護？

這就是公義為誰站台的博弈。

從公義角度看，公屋輪候時間長達6年，基層苦等上樓，用高球場沒有保育價值的8公頃土地，興建1.2萬伙公營房屋，可容納3.36萬人，可見這塊地是政府手上少有的短期土地供應重點專案，若政府堅持以公眾利益為先，不放棄手上的土地使用決定權，相信大家認同政府的做法是符合公義原則。

從程序的角度看，經過長達1年討論所得出的社會主流意見，至今未顯示反對者占多數。

政府考慮了生態、交通、體育發展等因素，僅用8公頃土地建屋，按法定程序公開提供各種環保資料，充分尊重持份者的訴求，應該說是用心良苦。

但一些利益相關者，以“平衡各方需要”，實際是要政府“原封不動”保留高球場，放棄興建可供數萬基層市民居住的公屋；甚至利用環評審議法定程序，企圖拖死專案，這些做法符合公義原則嗎？

當政治硝煙消退後，利益的搏弈就浮上水面。

粉嶺高球場8公頃土地該不該建公營房屋，這場爭論不會自動消退。

香港的民生事，誰主沉浮？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新加坡總理公署4月15日發表聲明說，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議員一致支持黃循財擔任新總理。

新總理將於5月15日20時在新加坡總統府宣誓就職。接棒總理的是51歲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

70後的黃循財，2011年才進入新加坡政壇。他並非出身政治世家，曾任李顯龍總理私人秘書。

黃循財原本知名度不高，歷任過文化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財政部等不同職位，曾任新加坡抗擊新冠疫情工作組負責人，在新冠疫情期間被普遍認為抗疫有功，擊敗了當時聲量高的貿工部長陳振聲、交通部長王乙康等人，成為接班黑馬。

「新加坡攜手前進」報告

2022年中，以黃循財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第四代領導團隊啓動「新加坡攜手前進」（Forward Singapore）運動。

啟動大會上，黃循財曾表示這一運動的目標是「更新社會契約，讓新加坡社會和制度惠及多數人、珍視擁有不同才能者，並給予所有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一年內，有20多萬名新加坡國民向政府提出意見。

2023年10月，人民行動黨公佈了長達177頁的「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中期報告——題為「建設我們共同的未來」（Building Our Shared Future），全面勾勒了新加坡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還提出了涉及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七大改變。

這一報告有助於我們瞭解黃循財團隊的施政思路。

從報告釐定的挑戰，看香港與新加坡的合作空間

報告釐定了新加坡面臨的挑戰來自內外部。

總結而言包括：第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正在導致新加坡等小國的發展環境變得更加不友善。

第二，科技進步導致現有工作變得過時。

第三，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流動性放緩已經導致許多發達國家社會分裂，並將在新加坡社會產生類似的壓力。

第四，新加坡人口迅速老齡化，土地和勞動力有限。

第五，在處理上述挑戰的同時，必須實現減排目標。

從這一章節來看，新加坡似乎與香港面臨諸多類似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地緣政治、技術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

既然兩地面對的挑戰有相通之處，那就一定會有深化合作以克服挑戰的機會。
這些機會舉例而言，包括第一，共同構建數字化貿易平台、維護區域供應鏈安全穩定。

第二，共同制定數字經濟領域亞太標準，迎接web 3.0發展機遇。

第三，加強跨境金融監管，共同維護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繁榮穩定。

第四，合作開拓東南亞及中國內地市場，發展銀髮經濟和生物醫藥產業。

第五，探索碳交易市場互聯互通，在綠色債券、碳排放標準制定上互相配合，服務全球氣候治理。

從新的領導團隊對新加坡的定位，看區域競合關係

在思考新加坡當前整體定位時，人民行動黨領導層使用的表述原文如下：「我國雖然比過去更加發達，但始終是小國寡民，也因此有許多脆弱之處。當我們陷入困境時，其他國家沒有義務伸出援手。因此，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抵擋風雨，齊心協力，共創未來。」

可見，黃循財為代表的新的領導團隊對新加坡的定位延續了李光耀時期的思路，即在大國的交鋒中求生存並謀求發展利益。

上年10月，黃循財在華盛頓出席智庫對話會時表示「中美競爭不是一場零和競賽——不是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世界足夠大，容得下美國和中國，兩國可以共存、共同發展。中美關係既有競爭的因素，也有許多建設性接觸的因素。」

對中國，黃曾表態繼續期望中國為地區可持續發展和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歡迎並支持中方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

新方希望和中國一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維護世貿組織規則，維護公平、開放、包容的合作框架。

對美國，黃循財也曾表態「珍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存在，希望繼續發展包括防務在內的新美雙邊夥伴關係（新加坡已經從美國購買了F-35戰鬥機，這是作為美國重要防務夥伴的標誌之一）。

此外，黃循財的另一個特點是，他更願意強調新加坡作為東盟領導者的角色，希望代表東盟開展對外政治經濟活動。

他本人曾多次在採訪中強調，「從新加坡和東南亞所有國家的角度來看，美國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而中國現在也是東南亞所有國家的好朋友。我們希望與這兩個國家都成為朋友。畢竟，最好的朋友應該不止一個」。

早在2017年6月，黃循財也曾在新加坡參與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活動，當時他正擔任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

同樣也是站在東盟立場上，提出了東盟與香港通過自貿協定建立更緊密經貿聯繫的積極意義。「東盟是香港第二大交易夥伴，新加坡非常樂於協助促進香港與東盟的關係」。

香港社會各界都要把握時機積極作為

新加坡既是香港第五大貿易夥伴，也是香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者，特別是在貿易、航運服務等領域。

香港社會各界都有必要充分了解新加坡新執政團隊的施政思路，爭取在其權力交接期積極作為，與新的班子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