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期選舉臨近，美國「黑金」政治再度引起公眾注意。
英國《衛報》報道，在過去兩年，美國億萬富翁、現年90歲的電子製造業巨頭巴里•塞德（Barre Seid），向共和黨籍律師納德•利奧（Leonard Leo）控制的「大理石自由信托基金」（Marble Freedom Trust）捐贈16.5億美元，創下美國史上對非營利機構的最高單筆捐贈紀錄，同時是目前已知的最大一筆「黑金」。
英國《衛報》相關報道。《衛報》網站截圖。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塞德在2020年某個時刻，將自己持有電子公司Tripp Lite的全數股份轉讓給「大理石自由信托基金」，基金其後以總額16.5億美元轉售給電源管理公司伊頓。
ProPublica相關報道。ProPublica網站截圖。
非盈利機構ProPublica分析指，塞德通過股票轉讓而非直接捐贈，避開近4億美元的稅款，達到捐款最大化。據統計，賽德從1996年至2018年共捐了至少7.75億美元，受益者大部分為右翼組織或事業，包括質疑氣候變化的「哈特蘭研究所」、支持右翼候選人的政治組織等。
「大理石自由信托基金」是身兼「聯邦黨人學會」副會長的利奧於2020年成立，屬於無需公布收入來源的非盈利組織，目的是「維護和拓展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列的自由」。
至於聯邦黨人學會，該組織自成立以來，專注最高法官的提名，並且和共和黨任名的6名保守派法官有所關聯。有分析認為，此次事件揭示美國的政治捐款制度無力阻止「黑金」擾亂管治，特別是利奧推動保守派最高法官上任，弱化對政治捐款的監管，繼而允許更多像利奧的人物籌集資金，加強保守派的影響力。
《紐約時報》形容，這筆巨款能讓 「聯邦黨人學會」在未來的選舉競爭和政治鬥爭中掌握巨大的優勢。《衛報》則認為，「這場政治獻金案的真正問題在於，如此巨額的資金不應該以一種秘密方式影響選舉、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強調公眾不應依賴媒體踢爆，才能了解競選活動的財務狀況。
《紐約時報》相關報道。《紐約時報》網站截圖。
而事實上，「水門事件」爆發後，美國曾推出一系列政策，阻止非法捐獻和權錢交易。1974年，美國國會對《聯邦競選法》進行修正，規定個人和組織在選舉中（包括初選和大選），對每位候選人的捐獻不得超出1000美元，對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總捐獻則不得超出5000美元；同時個人每年向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獻不得超出25000美元。
然而，兩黨議員極力反對，批評條文侵犯憲法中的 「言論自由」和 「程序合法」，最終，最高法院於1976年廢除限制國會競選費用支出的條款。儘管美國在之後的幾十年內出台《兩黨競選改革法》，但最高法院於2010年1月推翻該法限制企業或工會有關獨立支出和競選宣傳的條款。企業和團體只要不把錢直接給予候選人，而是將資金用於各項支持候選人的活動，就可以無上限使用金錢支持選舉。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騰軍表示，美國競選支出不斷攀升，與不斷增加的競選捐資有密切關係。自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打開政治捐款閘門之後， 「黑金集團」更加肆無忌憚。據《衛報》消息，單單在2020年，超過10億美元的 「黑金」湧進美國的選舉，用來為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廣告閃電戰、敲門拉票等提供資金。隨著2022年中期選舉臨近，情況只會越來越糟。目前民主、共和兩黨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重要的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都得到匿名 「黑金集團」資助，這些團體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張騰軍指，由於美國競選制度講究「論功行賞」，這種「交換」將「黑金集團」的利益與美國政治捆綁在一起。他說：「競選人所作出的承諾中，有許多是應『黑金集團』的訴求，每一屆政府上台之後，尤其是新任總統，所謂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燒給幕後『金主』看的。這使得他們往往頒布一系列反對或者撤銷原總統相應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國政策的延續性受到了破壞」。由於政策傾向反覆，美國政策很難被完整地實行，同時讓美國民眾關注的急需改革的領域受到忽視。
張騰軍認為，美國政治已淪為少數寡頭的金錢遊戲，最後競選的結果實際上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交易的產物。這從本質上削弱了下一屆政府上台後針對性地解決美國現存問題的能力。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