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再舉行軍長級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幾個細節值得關注。
根據國防部網站消息，13日至14日，中印兩軍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印方一側舉行第十九輪軍長級會談。
雙方圍繞解決中印邊界西段剩餘問題展開積極、深入和建設性溝通。在兩國領導人共同指引下，雙方以開放性和前瞻性方式交換了意見，同意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溝通對話勢頭，盡快解決剩餘問題。在此期間，雙方同意維護中印邊境和平安寧。
外交部16日表示，中方積極評價中印兩軍第十九輪軍長級會談取得的進展。
《北京日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注意到，本次會談罕見地持續了兩天，有外媒稱，發表聯合聲明的情況在19輪討論中只發生過8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書劍分析稱，本次會談聯合聲明內容雖短，但用詞傳遞出積極的信號：過去的聯合聲明多強調「坦誠」，而這次突出共識和進展，強調「保持溝通」，表明中印雙方有條件、有能力繼續做好邊界問題管控。
張書劍指出，中印邊界問題複雜且持續時間長。2014年，致力於推廣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領導人莫迪當選總理。他上台後，印度在邊界地區印方一側大興基礎設施建設，並提升軍力配置，致使兩國邊防部隊對峙風險升級，隨後引發「洞朗對峙」，乃至「加勒萬河谷衝突」，直接造成雙方人員傷亡。
部署在中印邊界的印軍士兵。新華社圖片
張書劍認為，印方的邏輯是：以邊界問題為由在其他各個方面對華施壓，倒逼中國在邊境問題上讓步，同時借保持對華施壓的態勢，換取國內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緩解相較於中國經濟實力落差拉大造成的戰略焦慮，並與美西方勢力提升關係。
這顯然是錯誤認知，如果印度自身認知不改變，邊界問題很難得到妥善解決。
中印兩軍軍長級會談已持續三年多，近期取得積極進展。同時，中印兩國高層對話和接觸的增多釋放了明確信號，即中印邊界問題可控，中印雙邊關係穩定。中印同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雙方基於自身的發展訴求，繼續在妥善管控分歧的前提下有條件地、循序漸進地推動雙邊正常往來，符合中印共同的認知和利益。
8月15日，莫迪出席獨立日慶祝活動並發表講話。AP圖片
張書劍指出，中印邊界問題本質上是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印度作為二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的新興獨立國家，曾和中方有過一段「蜜月期」。中印當時雖然沒有解決邊境問題，但仍在政治上達成高水平共識。幾十年交往和發展經歷表明，中印兩國可以做到有效管控爭議、妥處分歧，邊界問題並不是中印關係的全部。
疫情之後，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全球治理方面失能。中印既是鄰國，也同為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舞台上的大國，合則兩利是推動中印關係繼續走下去的基本認識。
其實，中印關係的內涵豐富，不應被邊境問題綁架，讓某些域外國家坐享漁利。
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印雙邊貿易額突破千億美元，其中超過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出口。2022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到1359.84 億美元，再創新高。
英國經濟學家、最先提出「金磚」概念的奧尼爾今年5月受訪時表示，盡管「去美元化」還未真正發生，但由新興國家組成的金磚國家可以向美元霸權地位提起挑戰。
「我確實認為，作為兩個最大的新興世界國家，如果中國和印度能夠在各種事務上達成強烈的一致......那麼這可能會加速美元統治地位的結束。」奧尼爾說。
前不久，在南非舉辦的金磚國家會議上，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進行了會晤，這是7月裡中印雙方第二次進行高層接觸。在7月15日的東盟會議上，王毅還會見了印度外長蘇傑生。
王毅在應約會見蘇傑生時表示，作為全球前兩大發展中國家和永遠的鄰居，中印共同利益顯然大於分歧，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具有全球示範意義。雙方應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相互猜忌。要把精力和資源聚焦於各自發展、民生改善和加快振興，不讓具體問題定義整體關係。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辦法。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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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援引經濟學人智庫人士的觀點指出，即便發達國家出台政策促進國內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中國仍將主導全球綠色科技產業，直至本世紀30年代。
《南華早報》報道。
原文刊發於《南華早報》8月17日報道：「美國和歐盟能否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綠色能源技術的主要供應國？專家認為可能性非常小。」
經濟學人智庫（EIU）高級分析師馬修•奧克森福德（Matthew Oxenford）在本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儘管美國、歐盟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試圖刺激國內綠色技術制造業，但中國在許多領域（尤其是太陽能、風能和電池技術）的領先地位，至少在未來十年里，仍將是推動綠色轉型的關鍵技術供應商。」
中國綠色科技產業。
報道稱，去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由國會通過的總價值達7500億美元的《通脹削減法案》，曾被認為是「全球氣候政策改變因素」，其中不僅為綠色產業提供了大量補貼，還鼓勵在國內采購原材料和設備，以確保美國在清潔能源供應鏈上的世界領先地位。
同時，該法案促使許多發達國家也批準了類似的立法，以增強和保護本國綠色科技產業的競爭力，其中就包括歐盟今年早些時候提出的「綠色交易工業計劃」（GDIP），以及澳大利亞今年3月通過的「國家重建基金」（NRF）。
奧克森福德認為，美國及其盟國的補貼計劃可能會促進其綠色科技產業的發展，並促進國內就業，但不太可能改變目前的全球供應鏈格局，因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主導著這一格局。
經濟學人智庫解釋，企業在當地的搬遷將不可避免地增加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大規模生產的綠色商品成本，並補充稱，鼓勵企業購買國內零部件以獲得綠色補貼將提高這些項目的成本，導致生產者價格上漲，並減少在給定資金水平下可建造基礎設施的實際數量。
「與半導體和人工智能不同，太陽能光伏和鋰離子電池等綠色科技行業高度商品化，這意味著成本是一個關鍵因素。」畢馬威中國（KPMG China）首席經濟學家康勇（Kevin Kang）表示，中國一直主導著許多這些技術的供應鏈，因此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美國和歐盟短期內想要發展自己的供應鏈，成本仍將很高。」
能源調研機構伍德麥肯茲（Wood Mackenzie）的太陽能供應鏈高級顧問也表示，由於原材料產能和成本競爭力等根本性問題，對美國和歐盟來說，建立本土供應鏈仍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南華早報》指出，在供應方面，綠色制造業比例極大地集中在中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中國占全球電動汽車（EV）電池產量的75%以上，並主導著從采礦到加工以及制造的整個下遊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此外，中國還占據全球太陽能光伏組件制造能力的60%以上，是世界上主要風能組件的最大制造中心。
在需求方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到2022年將占全球電動汽車銷量的60%。康勇說，中國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標，也將支持中國在不依賴海外市場的情況下引領全球綠色科技制造供應鏈。
伍德麥肯茲方面則指出，中國太陽能供應鏈的主導地位不僅在於產能大、生產成本低，還在於技術的快速叠代，這將有助於中國擴大與海外生產的差距。
儘管如此，《南華早報》也提醒道，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出台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以及快速發展的能源轉型技術可能會給原材料格局帶來快速變化，「（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仍有機會在供應鏈上競爭」。
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研究員塞西莉亞•漢•斯普林格（Cecilia Han Springer）說：「鑒於全球風能公司的多元化和電池技術的日益多樣化，其他擁有強有力綠色產業政策的國家可以在全球發揮主導作用。」
咨詢公司Trivium China的副總監柯瑞•庫姆斯（Cory Combs）表示，由於政策和市場在不斷演變，現在預測具體結果還為時過早，但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和類似的政策已經顯著改變了全球投資動態，並為中長期的綠色科技供應鏈開辟了新的可能性。
庫姆斯甚至提出了和經濟學人智庫那份報告不太相同的觀點：「最終，隨著所有經濟體如今都參與到這場競爭中來，即使沒有一個能取代中國，中國似乎也不太可能在許多關鍵的綠色科技供應鏈上保持目前的主導地位。」
此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指出，美方推出所謂《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意在維護自身利益，卻毫不顧忌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包括所謂的盟友和夥伴，這是「美國優先」霸道思維的又一例證。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曾強調，中國始終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中國走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決心堅定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