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與金融共生共榮相互促進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香港創業板市場（Growth Enterprise Market，簡稱GEM）的表現引起公眾關注，有人甚至在朋友圈大力“吐槽”，指責特區政府對提升金融不力。這一評論引起我的關注，特別翻查相關資料。

自香港推出創業板以來，其指數以868點起步，現在下跌了97%，近乎「歸零」。

翻查資料，香港創業板創立於2000年互聯網泡沫前夕，在上市條件、交易方式、監管方法和內容上都與主板市場有很大差別。

主要目標是給有增長潛力的新企業提供融資渠道，相對於主板市場來說，創業板具有更高的風險，主要供專業投資人士參與。

究其下跌的原因，一方面，香港創業板作為二板市場（Second-board Market），始終是主板（Main-board Market）的補充，各地政府對其管理態度有更加嚴格的趨勢；另一方面，股票市場也並非普適性的融資渠道。

德國人不再愛炒股

隨著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消退，同樣對標的「納斯達克」，還有成立於1976年的日本JASDAQ（後與大阪證券交易所合併）、成立於1997年的德國新市場Neuer Market（成立6年後夭折），都曾讓市場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坊間也戲稱德國人從此不再愛炒股。

吸取這些教訓後，為提升市場質素，港交所最終於2018年取消了創業板轉往港股主板上市的簡化申請程序，轉上主板的要求和標準都有提升，創業板不再是轉主板的「踏腳石」，與國際其他二板市場一樣逐漸不再受到創業者和投資人的青睞。

股票市場並非普適性的融資渠道

北京大學團隊曾按照發展階段的不同，提出了一個經濟體內產業的幾種類型，包括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換道超車型產業，以及轉進型產業等。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所需的政策支持各不相同，產業政策要精准，對應的金融支持也要精准，要更加尊重產業發展和金融市場的規律。

具體而言，領先型產業的企業通常相當成熟，資金需求主要會選擇通過股票市場或自有資金來滿足。

彎道超車型，需要自主創新，此類金融支持方式將更多依靠天使資本、風險資本等能夠分散風險的金融方式。

只有等技術、產品成熟後，才可以通過上市來解決大規模生產的資金需求並給天使和風險資本退出的渠道，或是並購給對此新技術、新產品感興趣的大公司。

追趕型產業的創新方式是以引進、模仿、改進為主，銀行貸款或發債是其主要的融資來源。

如是大企業，追趕時首先由銀行來支持，通過並購等手段引進學習已有成熟技術。

如是小企業，一些中小銀行即可滿足。

對於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轉進型企業來說，開發新產品或者是渠道管理、質量管理，資金需求主要也是銀行支持為主。

產業興，金融興

總體來說，過去30年香港金融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內地的改革開放，未來30年，香港金融的穩定也需要國家幫助香港尋找新的機遇。

一是要立足香港優勢，把握世界和國家的發展方向。

正如國家領導人上週在「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視頻發言中指出，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及開放活躍的金融市場，應不斷完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動資金融通。

具體提到（1）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2）強化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3）暢通融資渠道，發展綠色金融。

本人上月也曾探討過香港如何在「金磚+」的新格局中發揮作用，包括提議建設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協助國家發展人民幣清算和結算系統，儘快驗證並推廣數字人民幣主導和適用的批發型CBDC跨境支付網路；

建設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推廣OFC（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和LPF（有限合夥基金）兩種新的基金結構，隨時檢討基金工具的競爭力。

二是要認識到「創科產業」與「金融服務」是共生關係。

任何的股票市場都需要其背後的經濟體有一個良好的產業經濟和發展局面作為支撐。

多年來香港沒能發展出或引進來成規模的創科實體，當年也曾成立以「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為代表的，面向產、學、研全環節的創科投資機構，但工作一度停頓。

當前應加快北部都會區創科產業的發展步伐，特別是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為試驗區或突破口，強化產業支撐，長遠改變香港股市下沉的局面。

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香港業界常講「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事實上，未來更重要的是「產業興，金融興；產業強，金融強」。

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作為市場的管理者，一定要想得更長遠，構建起可持續的「創科+金融」結合體。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華為新款手機Mate 60 Pro於8月29日發售，儘管一反常態開發布會，从官網上也未披露技術細節。

但多方包括外國專業機構評測，結果顯示Mate 60 Pro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技術突破，普遍推測其搭載了由中國中芯國際製造的7nm處理器，不僅網速達5G水平，更有衛星電話等功能，展現出了5nm先進芯片才能擁有的性能。

彭博社近日引述美國商務部稱，此前中芯國際與華為都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被限制獲得美國的技術，該部門已著手獲取有關華為Mate 60 Pro系列手機處理器的更多信息。

由於華為公司在通訊尤其是5G技術領域取得的長足進步，近年來持續遭到美國政府的惡意制裁。

從2012年的調查報告將華為排除美國市場，到2018年孟晚舟事件，到2019年的禁止美國企業給華為供給芯片，再到2020年8月對華為的制裁法令，強調任何一家使用美國專利技術的公司，向華為提供技術產品時必須得到美國的審核批准。

美國對跨國企業制裁基於三種能力

美國對跨國企業的任性制裁，主要是源自跨國科技公司對美國具有極不對稱的單方面過分依賴。

這種金融依賴、科技依賴與制度依賴，賦予了美國制裁跨國企業的三種能力：金融統治能力、技術壟斷能力以及制度懲戒能力。

一是金融層面。

對於快速成長中的科技企業來說，過往較為依賴美國金融體系開展大規模融資和成長，美國也通過關閉美元支付結算通道（禁用SWIFT）、主觀操縱美元匯率、凍結他國相關責任人在美銀行帳戶等方式，對他國科技企業施加影響力。

二是技術層面。

很多跨國公司，尤其是以科技類跨國公司為代表，其發展是建立在使用美國相關技術、產品、服務甚至制度的基礎之上，只停留在由美國技術主導下的全球產業鏈的一環，很難擺脫美國科技霸權的約束。

三是制度層面。

以貿易、投資為主體的跨國公司如果想得到良好的發展環境，的確需要投資所在國的制度保護。

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法外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他國跨國公司除在美經營之外，在美國以外的區域開展經濟活動仍會受制於美國的相關法制。

在美國看來，但凡使用到美國技術或產品的經濟行為都應該受到其管制，例如《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防擴散法案》，他國跨國公司在與這些國家進行交易時必須遵守相關條例，否則就會遭到美國的制裁。

自立自強是應對制裁的「不二法門」

針對半導體行業而言，美國的制裁影響了半導體全球價值鏈的一體化發展，使其變得更加碎片化，長期看對美國企業的技術進步有著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制裁使得中國企業不得不主動推進半導體完整產業鏈的建設。

早在2004年，華為便成立了海思公司，即專注於半導體與器件設計的子公司，當時的華為從緊張的預算中，每年撥款4億人民幣給海思研發芯片。

在消費者業務端，華為自主設計生產的系列芯片都已經實現了去美國化。

不過，華為麒麟先進芯片的代工，在美制裁前仍需依賴台積電的生產工藝。

受到制裁的華為公司，高度強調核心器件的自主性，包括加強先進芯片的設計研發。

在美國對華為公司實施打壓之後，華為公司研發投入持續大幅度的上漲，加強了把控核心產業鏈的能力建設。

通過國內自研產品的持續投入和建立，逐漸形成自己的產業供應鏈，以應對美國芯片限制政策的衝擊。

軟件方面，華為管理層也在積極彌補自身在計算生態以及運行系統方面的短板，探索研發鯤鵬計算生態以及鴻蒙系統，構建自由智能平台，進一步加速去美國化。

進一步的制裁，進一步的突破

制裁中問世的Mate 60 Pro，這款手機與谷歌無關、與台積電無關、與任何西方的半導體零部件或材料供應商無關，幾乎全都是由國產元件打造，國產化率高達90%以上，成為迄今為止國產化率最高的智能手機。

這無疑給中國先進製造業從業者以及普通消費者注入了信心，也應驗了多年前美國芯片製造商的警告，即「制裁不會阻止中國，而是會刺激中國加倍努力，打造美國技術的替代品」。

一部手機、一顆芯片，正是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