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機裡的中國精神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華為新款手機Mate 60 Pro於8月29日發售，儘管一反常態開發布會，从官網上也未披露技術細節。

但多方包括外國專業機構評測，結果顯示Mate 60 Pro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技術突破，普遍推測其搭載了由中國中芯國際製造的7nm處理器，不僅網速達5G水平，更有衛星電話等功能，展現出了5nm先進芯片才能擁有的性能。

彭博社近日引述美國商務部稱，此前中芯國際與華為都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被限制獲得美國的技術，該部門已著手獲取有關華為Mate 60 Pro系列手機處理器的更多信息。

由於華為公司在通訊尤其是5G技術領域取得的長足進步，近年來持續遭到美國政府的惡意制裁。

從2012年的調查報告將華為排除美國市場，到2018年孟晚舟事件，到2019年的禁止美國企業給華為供給芯片，再到2020年8月對華為的制裁法令，強調任何一家使用美國專利技術的公司，向華為提供技術產品時必須得到美國的審核批准。

美國對跨國企業制裁基於三種能力

美國對跨國企業的任性制裁，主要是源自跨國科技公司對美國具有極不對稱的單方面過分依賴。

這種金融依賴、科技依賴與制度依賴，賦予了美國制裁跨國企業的三種能力：金融統治能力、技術壟斷能力以及制度懲戒能力。

一是金融層面。

對於快速成長中的科技企業來說，過往較為依賴美國金融體系開展大規模融資和成長，美國也通過關閉美元支付結算通道（禁用SWIFT）、主觀操縱美元匯率、凍結他國相關責任人在美銀行帳戶等方式，對他國科技企業施加影響力。

二是技術層面。

很多跨國公司，尤其是以科技類跨國公司為代表，其發展是建立在使用美國相關技術、產品、服務甚至制度的基礎之上，只停留在由美國技術主導下的全球產業鏈的一環，很難擺脫美國科技霸權的約束。

三是制度層面。

以貿易、投資為主體的跨國公司如果想得到良好的發展環境，的確需要投資所在國的制度保護。

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法外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他國跨國公司除在美經營之外，在美國以外的區域開展經濟活動仍會受制於美國的相關法制。

在美國看來，但凡使用到美國技術或產品的經濟行為都應該受到其管制，例如《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防擴散法案》，他國跨國公司在與這些國家進行交易時必須遵守相關條例，否則就會遭到美國的制裁。

自立自強是應對制裁的「不二法門」

針對半導體行業而言，美國的制裁影響了半導體全球價值鏈的一體化發展，使其變得更加碎片化，長期看對美國企業的技術進步有著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制裁使得中國企業不得不主動推進半導體完整產業鏈的建設。

早在2004年，華為便成立了海思公司，即專注於半導體與器件設計的子公司，當時的華為從緊張的預算中，每年撥款4億人民幣給海思研發芯片。

在消費者業務端，華為自主設計生產的系列芯片都已經實現了去美國化。

不過，華為麒麟先進芯片的代工，在美制裁前仍需依賴台積電的生產工藝。

受到制裁的華為公司，高度強調核心器件的自主性，包括加強先進芯片的設計研發。

在美國對華為公司實施打壓之後，華為公司研發投入持續大幅度的上漲，加強了把控核心產業鏈的能力建設。

通過國內自研產品的持續投入和建立，逐漸形成自己的產業供應鏈，以應對美國芯片限制政策的衝擊。

軟件方面，華為管理層也在積極彌補自身在計算生態以及運行系統方面的短板，探索研發鯤鵬計算生態以及鴻蒙系統，構建自由智能平台，進一步加速去美國化。

進一步的制裁，進一步的突破

制裁中問世的Mate 60 Pro，這款手機與谷歌無關、與台積電無關、與任何西方的半導體零部件或材料供應商無關，幾乎全都是由國產元件打造，國產化率高達90%以上，成為迄今為止國產化率最高的智能手機。

這無疑給中國先進製造業從業者以及普通消費者注入了信心，也應驗了多年前美國芯片製造商的警告，即「制裁不會阻止中國，而是會刺激中國加倍努力，打造美國技術的替代品」。

一部手機、一顆芯片，正是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的生動寫照。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颱風「蘇拉」週末橫過香港南面，對内地東南沿海構成了大的威脅，香港天文台時隔五年再次掛起十號風球，代表風力達到颶風程度。

打風於不少港人心目中，一向等於「放假」、「打麻雀」，但五年前的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儘管和鄰近的菲律賓等國家地區相比，香港在颱風中的表現值得肯定，但仍是令不少市民真正感受到了切身的恐慌。

政府在事前做足準備功夫，跨部門的防災工作備受讚賞，但災後處理卻為人詬病。

特別是在取下風球後，全港交通仍嚴重受阻，各處道路均有塌樹、水浸、大廈外牆物料脫落等危機，政府未有應變措施，使出勤上班之市民曝露在潛在危險之中。

政府因此進行了跨部門檢討。

一是提出有關「極端情況」的新措施。

即當超強颱風引致極端情況，政府會視乎情況，在八號颱風警告改為三號颱風警告前公佈「極端情況」，當「極端情況」取消，僱員應根據早前和僱主協定的復工安排上班。

守則又提到，當「極端情況」取消而需要復工，僱主應按實際情況彈性處理，如工作地點因受惡劣天氣破壞而有潛在安全風險，僱主應立刻進行安全檢查，採取合適安全措施，才安排僱員返回工作地點。

二是成立跨部門委員會。

提出面臨超強颱風襲港時，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準備、應變和善後階段的工作。

本次超強颱風蘇拉逼近香港時，市民可以通過新聞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召開了這一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會議，並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解政府各部門的應變部署。

三是優化樹木管理。

超強颱風山竹造成了54,000多宗樹木倒塌。發展局就此情況推出了《街道選樹指南》，提出行道樹須抵受惡劣的道路環境，所以行道樹必須能夠耐熱、耐旱、抗風、抗污染和耐澇，並列出80種較少應用而適合在香港街道種植的樹木品種，為政府部門和社會在選擇街道樹種時提供參考。

四是改善資訊發布。

政府於風季來臨前會設立「聯合運作平台」（COP），這個以地圖為本的電子平台，集合緊急事故的資訊，有助緊急監援中心和督導委員會評估情況，可供相關部門之間實時互通緊急資訊。

對外利用天文台廣受歡迎的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向市民發出政府緊急通告；運輸署亦透過「香港出行易」程式，向出行人士發布交通消息。

從政策體系的視角來考察,應急管理至少應包括立法和執行兩個過程。

前者主要表現為法律法規，一旦制定便應保持相對穩定，制度剛性與效力髙。後者主要為應急預案機制，彈性與效力相對低，易於隨情勢變化而調整。

颱風「山竹」後，調整的主要就是應急預案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智慧城市建設已成為香港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城市災害類型和災害發生頻率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必須認真思考並建立起符合香港智慧城市建設現狀的災害應急管理體系，進一步提升香港智慧城市的災害應急管理能力。

一是關注多元主體的參與。

儘管智慧城市災害的應急管理活動需要政府的主導，但是由於城市災害具有緊迫性和突發性的特點，智慧城市中其他主體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視。

因此，需要特區政府借助智慧城市強大的信息化能力，不斷健全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城市災害應急管理工作機制，真正將智慧城市理念與城市應急管理相結合。

二是提高智慧城市的安全保障能力。

一方面是信息安全，另一方面是智慧基礎設施的保護。

就信息安全來說，需要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升級安全技術、建立備份數據庫等綜合手段來確保數據安全。智慧城市對網絡、電力等要素有著強大的依賴性。

因此，需要加快對城市的相關基礎設施進行防災化升級改造，建立應急動力和通信線路，提升智慧城市應急管理的安全防範能力。

三是要加強智慧城市應急技術的研發。

可以通過專項補貼、政府採購等方式，全力支持香港科技企業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引導科技企業將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專利投入到災害預警、救災物資調運等與城市災害應急管理密切相關的領域中，為政府有效地監測、處置、控制城市災害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