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特首董建華籌組的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經濟發展研究報告》，提出大搞金融及科技，列舉多項具體建議。
董伯伯的研究團隊粒粒皆星，牽頭的前中大校長、中大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更是國際級的專家，提出多種意見，例如在金融方面，認為香港要追上紐約倫敦，成為頂級的世界金融中心，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要發行多元貨幣定價之證券；在股市方面要吸引東亞藍籌公司和創科公司來港上市等。
另外在科技方面，團結基金提出香港投入研發的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0.7%，大幅增至4%，追上鄰近地區。又建議政府提供科研稅務寛減，以鼓勵私人企業增加研發開支，以及促進初創企業上市招股或收購兼併等。
董伯伯中午特別搞了一個午宴吹風會，講述報告的背景，提到該份報告由劉教授領導研究團隊完成，劉教授為此捱了幾晚「通頂」，可說是費盡心血之作。
發展科技首重人才，其次要政府推動，加上整個環境氛圍，再加上有龐大市場承托。董伯伯提到美國如何重視人才，例如二戰之後大批猶太科學家逃到了美國，美國二話不說養下來，愛因斯坦就是一例，政府不會計較他們再有無具體的科研成果，國會也不會對養這批科學家的開支向政府問責。若香港做同一樣事情，恐怕立法會財委會會窮追不捨。
說著說著，提到大學生的比例，劉教授說香港的大學生比例是30多%，很多地區比香港高，台灣超過100%(不少人讀兩個學位)，他認為大學人材多才容易發展科技產業。
我就忍不住追問，香港普通大學生月入1萬元，洗碗1.4萬，扎鐵工月入2萬多，香港大學生是否和就業市場錯配？另外最聰明的學生，不去讀電腦科學，只會選醫科和法律，大學生多也不等如科技行業發達。
劉教授同意人才市場有錯配，另外也有香港市場細的問題，在香港讀電腦，若不出外地工作，只在香港打工，可能只在公司電腦部門工作，並不是最頂尖的行業。他們笑說一百年前美國尋金發達要Go West (向西部去)，如今香港人要找好工作可能要Go North(向北面去)。
我提起現在年青人的心態。我有朋友的兒子在港大讀書，課程包括北上交流活動，但他不喜歡中國，堅決不去。年青人北上交流也不去，還叫他們北上就業？對此劉教授也感無奈。
董伯伯和劉教授提出很多發展經濟的意見都很好，但最後能實踐多少？先不論政府會否接受，即使全盤接受，一涉及財政開支，就要立法會通過，上屆拉布已拉死了大量項目，搞經濟不是最急的民生項目，拖3、5年有何出奇？
更大問題是我們的心放在哪裏。過去我們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後來說要把發展和保育兼顧。慢慢有意見批評搞發展是「中環價值」，漸漸談經濟都好像太市儈，我們的心不再放在經濟，甚至有人認為天天講發展經濟很有問題。或許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和空氣一樣，與生俱來，用之不竭。
盧永雄
這次選舉6個新銳本土派和港獨派透過直選入議會，他們的共同特色是取態激進，預料將會全面改變香港議會文化和生態。
很多人在微觀分析這些人的政見，我倒想宏觀地回溯香港反對運動激進化的源起，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
回歸以來，香港反對運動由泛民主派主導，他們的主要對手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只是夾在中央的傳導體，而非話事人。第一屆政府由董伯伯做特首，那時的政府中人講個一個故事，話說97年董伯伯當選之後上任之前，主動和泛民溝通，當時就約了泛民兩大頭頭司徒華和李柱銘，到他在灣仔海港中心的辦公室密斟。不過回歸之後，中央並不太喜歡和泛民交住，董伯伯只能跟中央的大方向行事。
泛民和中央的關係兩大選項是溝通抑或對抗，對應著中央的政策選項是懷柔或者高壓。到1998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港，事先沒有通知記者，到訪前馬鞍山新港城商場，被大批市民包圍歡迎。聞說江總回京後，問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為什麼說香港是反共基地，香港人民看來挺歡迎我啊?」此一良好經驗，令江總比較放任香港，但中央和泛民還是無甚接觸，維持不軟不硬的取態。
那些年司徒華主導著香港民主派，他的特色是和政府有限度對抗，但也不關上溝通之門，就用這邊打邊談的策略，試圖為泛民爭取最大的發展空間。
2003年香港沙士後爆發大遊行，促成董伯伯在2005年腳痛下台，煲呔曾上台。在中央的眼中，用一個前殖民地政府高官做特首，用一個泛民較接受的人物做長官，這是一種懷柔做法。曾蔭權一上任，是年7月就頒銀紫荊星章予泛民人物羅致光，又想找身屬泛民的陸恭蕙做環境局局長，最後雖因中央反對而成不了事(幾年後陸恭蕙做了環境局副局長)，但已見煲呔曾出盡全力拉攏泛民。
煲呔曾在2005年第一次推政改失敗，2010年再推政改，在推動泛民和中央互相妥協的行動瀕於失敗時，煲呔曾以自己辭職為脅，力促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接受超級區議會妥協方案，最終獲胡總同意，就促成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入中聯辦密議的經典一幕，也是回歸後泛民和中央打開溝通之門的高峰。
不過歷史有如鐘擺，去到高位就突然回頭。2012年立法會選舉，實施政改方案，中央怕建制派一舉丟失立法會的控制權，力促建制派搶位。民主黨負上向中央讓步的惡名，在選舉中失利，更懷疑部份激進派是中央幕後支持的刀手，參選只為搶泛民的選票，就慢慢與中央交惡。
若說2010年政改妥協成功，是傳統泛民和中央的衝動結合，而民主黨在2012年9月選舉後就後悔，可能中央後悔得更早。有一說指阿爺在2012年3月特首選舉最後階段棄唐保梁，並不是因為唐英年的僭建問題，只是想否定之前的政策路線。在中央的眼中，讓一個親泛民的官員做特首，接受他們不想接受的政改方案，並沒有換來香港的穩定，說明懷柔政策，沒得到預期的結果。
不過泛民陣營也在變，傳統泛民舵手司徒華更早在2011年去世，泛民失去堅定的領導，已無力阻擋激進派的冒起，逐步搶走傳統泛民的光環。傳統泛民最錯的一著，是任由2014年佔中運動的爆發。整場運動的第一個效果是將傳統泛民和激進派綑綁一起，不容他們再和中央傾談任何妥協方案。第二個效果是造就一大批年青激進的新星上台，殺入議會，帶領香港走上激進化的不歸路。問題是香港人和阿爺玩激進，可以有什麼好結局呢？
香港的悲哀是玩政治的人太多，但懂得玩政治的人卻太少了。香港缺乏具遠見灼識的政治領袖，可以帶我們走出激進化的死胡同。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