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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困局難解

政事

結構困局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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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困局難解

2016年09月09日 20:27 最後更新:20:34

立法會選舉結束,行政長官選委會選舉將於12月展開,明年3月投票選特首。未來香港仍會籠罩在濃厚的選舉氣氛當中。

在是次立法會選舉之後,我深深地覺得市民的意見極度分歧。論泛民加本土對建制派與的得票比率,仍是55對45之比,但整個城市好像分裂了一樣,各說各話。

有外地朋友問我,這次的選舉能否幫助解決香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先從市民所關注的問題開始。據港大民意調查中心今年6月的調查,香港市民最關心的,仍然是民生問題,佔了58.4%;其次是經濟問題,佔了19.4%。我們可以從民生、經濟及政治幾方面,看看香港正面對什麼結構性問題。

近6成市民關心民生問題,最大的民生問題是樓價,樓價高企令到年青人難以置業,沒法買樓又不能住公屋的市民要承受昂貴租金。無論是供樓開支或租金,都是市民的重大開支,很可能要用上超過一半的收入支付住房開支,令到生活質素大幅下降。

政府要增加土地和房屋的供應,既要與發展商鬥法,也要和議員角力。本地發展商早於一、兩年前,在投地方面已非常窒手,令到很多住宅項目流標。本地發展商未知是否看淡樓市前景,他們在香港擁有很多土地,例如農地,可以隨時補地價,換地起樓,所以不投地也照樣可以起樓。但是,政府及港鐵推出的土地,一再流拍,未來的房屋供應便減少,有利維持樓價。不知道是否中央在背後大力鼓勵,後來多了內地地產商來港買地起樓,維持了未來的房屋供應。

然而,新一屆立法會,湧入了不少本土派及獨立派議員,他們都是反發展派。相信政府要通過大型的土地發展計劃,將面對更大的阻力。政府要增加房屋供應,會較過去更加困難。

市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經濟,主要是與個人就業或者營商有關。在選舉以後,我與本地的一名大商家吃飯,席間我問他未來有什麼投資策略。他反問,「香港還有什麼好投資呢?」成本高企,市場呆滯,即使房地產亦屬如此,過去多年仰賴的旅遊業,已經衰退得非常厲害。

這個大商家也有做鐘錶零售,他說2011年自由行高峰期的時候,有大陸貴客去到他的店舖,問他有沒有1000萬元以上的名錶出售?他後來去到瑞士巴塞爾手錶展,見到過千萬元的柏德菲臘限量版腕錶,便急急掃貨。不過,他說這種好日子不會再來。內地打貪,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貴價手錶已經很少有人買。生意雖然差了很多,但很多商舖業主卻不願意大幅減租,經營者很無奈,惟有收縮戰線,減少投資。他說香港現今很多行業都沒有生意可做,不如買高息股收息算了。

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政府的心思要放在應付新入局的本土派衝擊,無暇放在經濟上,本地經濟又怎會有發展呢?

講到政治,就更加糾結了。相信大部份港人都希望香港可以發展到民主,雖然對發展的步伐有不同意見。然而,香港要有特首普選、立法會有全面直選,需要得到立法會三份之二的通過。現時立法會內兩極化的情況十分嚴重,又如何可以得到通過呢?

社會上各走極端,香港民生、經濟及政治幾個結構性問題,矛盾只會加劇,不會減縮。恐怕無論誰當特首,結果都是一樣。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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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放在哪裏?

 

前特首董建華籌組的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經濟發展研究報告》,提出大搞金融及科技,列舉多項具體建議。

董伯伯的研究團隊粒粒皆星,牽頭的前中大校長、中大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更是國際級的專家,提出多種意見,例如在金融方面,認為香港要追上紐約倫敦,成為頂級的世界金融中心,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要發行多元貨幣定價之證券;在股市方面要吸引東亞藍籌公司和創科公司來港上市等。

另外在科技方面,團結基金提出香港投入研發的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0.7%,大幅增至4%,追上鄰近地區。又建議政府提供科研稅務寛減,以鼓勵私人企業增加研發開支,以及促進初創企業上市招股或收購兼併等。

董伯伯中午特別搞了一個午宴吹風會,講述報告的背景,提到該份報告由劉教授領導研究團隊完成,劉教授為此捱了幾晚「通頂」,可說是費盡心血之作。

發展科技首重人才,其次要政府推動,加上整個環境氛圍,再加上有龐大市場承托。董伯伯提到美國如何重視人才,例如二戰之後大批猶太科學家逃到了美國,美國二話不說養下來,愛因斯坦就是一例,政府不會計較他們再有無具體的科研成果,國會也不會對養這批科學家的開支向政府問責。若香港做同一樣事情,恐怕立法會財委會會窮追不捨。

說著說著,提到大學生的比例,劉教授說香港的大學生比例是30多%,很多地區比香港高,台灣超過100%(不少人讀兩個學位),他認為大學人材多才容易發展科技產業。

我就忍不住追問,香港普通大學生月入1萬元,洗碗1.4萬,扎鐵工月入2萬多,香港大學生是否和就業市場錯配?另外最聰明的學生,不去讀電腦科學,只會選醫科和法律,大學生多也不等如科技行業發達。

劉教授同意人才市場有錯配,另外也有香港市場細的問題,在香港讀電腦,若不出外地工作,只在香港打工,可能只在公司電腦部門工作,並不是最頂尖的行業。他們笑說一百年前美國尋金發達要Go West (向西部去),如今香港人要找好工作可能要Go North(向北面去)。

我提起現在年青人的心態。我有朋友的兒子在港大讀書,課程包括北上交流活動,但他不喜歡中國,堅決不去。年青人北上交流也不去,還叫他們北上就業?對此劉教授也感無奈。

董伯伯和劉教授提出很多發展經濟的意見都很好,但最後能實踐多少?先不論政府會否接受,即使全盤接受,一涉及財政開支,就要立法會通過,上屆拉布已拉死了大量項目,搞經濟不是最急的民生項目,拖3、5年有何出奇?

更大問題是我們的心放在哪裏。過去我們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後來說要把發展和保育兼顧。慢慢有意見批評搞發展是「中環價值」,漸漸談經濟都好像太市儈,我們的心不再放在經濟,甚至有人認為天天講發展經濟很有問題。或許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和空氣一樣,與生俱來,用之不竭。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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