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界最近對香港事務的評論，值得關注。
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近日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網站發表文章，認為美國政府應該訂下目標，保護香港餘下的獨特性，以支持普通香港人。
史墨客現任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學院高級研究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席兼資深研究員，他由外交官搖身一變成為研究人員。他當然是從美國利益的角度撰寫文章，對2019年香港發生的災難輕輕帶過，對之後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影響誇張放大，但他的觀點也反映了美國人的一些想法。
史墨客在文中寫道，今天的香港與 2019 年的香港有著本質區別，大多數政治辯論被壓制，活動家和反對派人士逃離或入獄，公民社會受到遏制。然而，即使面臨所有這些嚴重挫折，香港仍然比內地城市自由得多。互聯網幾乎不受限制，宗教自由依然存在，媒體也相對開放。與此同時，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和金融體制仍與過去大體相同，大部分港人及外資仍然留港，美國不應將香港視為「敗局已定」。
史墨客提議美國政府從制度上保障香港自治，包括維持美國政府對港有別於內地的《香港政策法》框架以及香港駐美的經貿辦，同時擴大身分敏感港人留美赴美的「救生艇」選項。他認為，美國不應將香港視為內地，「簡而言之，就是對香港不同對待，才能令其與別不同」。
其實史墨客的說法其來有自。早在今年5月，「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了一份報告，
建議美國政府重新評估對香港政策，提出3個選項：第一是對香港採取懲罰性措施，第二是取消所有給與香港的特殊優惠政策，第三是維持「策略性接觸」。
其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搞了個討論這個報告的網上論壇，報告作者之一的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論壇上解釋，華府需要就香港問題制定一套特別的政策。美國對港政策需要有懲罰性，對香港官員實施制裁是可行選項之一，但他強調在個別領域，美國仍存在與香港保持接觸的必要性，華府對港的政策目標，有別於內地，目的不是期望改變北京的行為，而是希望保存香港的現狀，拖慢香港自治權被侵蝕的速度。
肯尼迪說﹕「我們認為目標應是盡可能長時間地保護香港仍存在的自治權，以減緩香港滑入北京的懷抱，成為另一個內地的普通城市。我們相信撤出，即是放棄香港，從現實角度來看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會加速香港的變化，而這是很多人並不樂見。」
可以這樣分析：
1.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受美國國務院資助，是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智庫，素有「強硬路線者之家」，據說與美國石油財團保持緊密聯繫。所以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觀點傳統是偏向保守而非開放。
2.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報告提出對港政策的3個選項，採取制裁中港官員的懲罰性措施顯然不起效，美國實際上是在取消所有對港特殊政策和策略性接觸，兩者二選一。
3.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建議美國保持對港接觸，美其名說這是維護香港自治的最佳方法，實際上是保持美國在港商業利益的最優選項，美國政界顯然有一種意見傾向此選項，「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報告，或許在放出一個試探汽球，看看各方反應。
4. 中美關係過去也是這樣，打到一段時間，就會埋枱談判。打打談談，也是常態。就香港問題也一樣，你想鬥，可以一直和你鬥下去，你鬥不下去想談，當然不怕和你談一談。
盧永雄
香港回歸27年，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談到香港浴火重生，他指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珠。香港亦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
鄭主任幾句總結，令人感受殊深。香港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百年恥辱，一朝昭雪。但英國人不懷善心，不願見到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治港成功，就在移交治權前的十多年，急急開放政制，在港引入對抗式民主，把香港這列回歸快車，引向出軌之路。誓要把香港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發展，就可以看到香港曾經出軌之路。過去香港人均產值長期高於新加坡。不過，兩地的人均GDP從2003年開始分道揚鑣，那一年香港對抗式政治初露頭角，反對派搞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那一年開始被新加坡超越，獅城從此一騎絕塵。到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84714美元，香港是50030美元，兩者差距巨大。
去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雙城之爭新加坡贏了香港，除了列舉兩地的GDP數字，更加將話題扯到香港的《國安法》上。《經濟學人》將香港的經濟問題歸咎為政治不夠民主，其實新加坡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文中的評論充滿了西方的偏見。現實剛好和《經濟學人》的分析相反，回歸頭25年，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政治過度民主，或者嚴謹點說，是走上了對抗式民主的歪路，令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結果GDP被新加坡拋離。
香港對抗式政治的毒素，從方方面面沁透出來。
第一，耗盡政府的精力。或許《經濟學人》當日有一點是說得對，是指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治理」，報道引述學者指，治理的定義為「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特區政府在回歸頭25年，逐步失去在經濟方面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因為首先政府的關注點是在政治而非經濟 ，其次即使政府還有一點餘力去搞經濟，亦都是被反對派打壓得體無完膚，談何規劃能力。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派天天喊著要官員下台，官員最佳的回應方式有兩種，一是投降，完全向對方的價值趨同，二是龜縮，基本是不幹事不作為。這兩種反應都嚴重影響了 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經濟大多數是放任式的發展，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城市衍生出來的劣質管治現實。
第二，反對派直接干政。反對派為了達到上台執政的目標，採取極端的干政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行為是在立法會拉布。一開始的時候仍然有泛民的議員覺得這樣阻礙政府的運作，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激進的對抗式政治出現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愈激進愈有市場，首先是泛民當道，接著就是出現激進的長毛和黃毓民，再接著就是更加激進的港獨小將。傳統泛民為了保住選票，亦都要向激進政治靠攏。結果立法會就由小吵小鬧，變成財委會全面拉布。政府連工程款都支出不，因為拖數而要打電話向工程顧問公司道歉。正常一年1000億的財委會撥款，結果到後期只撥出了100億左右，撥款機制失靈，就好像人的血管阻塞一樣，隨時中風，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第三，地產愈搞愈貴。在香港政治全面激進化的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都看到政治空檔，暗中大量支持反對派，結果就出現一些環保政客，口說得漂亮，實際上是反對填海和任何開發土地的方案，令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大減，樓價飛速上漲。大家齊來分食地產泡沫的大餅，香港開始竭澤而漁。
結果2019年來一個總爆發，阿爺出手，一下子就是將香港這列脫軌火車，重新拉回協商式民主的軌道上。
正如鄭主任所言，香港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長治久安可感可期，雖然有一些外人對此大為不爽，出言不遜，但他們唯恐香港不亂的陰謀不可能得逞。
新一屆政府感覺煥然一新，務實高效，帶領香港從新變作經濟城市，未來發展可期。新加坡有先發之優勢，香港有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經濟火車頭之利，在迎接回歸27周年之際，中央再宣布惠港政策，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由現時人民幣5,000元，大幅提升一倍多至人民幣12,000元，同時保留在進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政策，即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所以說，在這場發展經濟的長途賽中，鹿死誰手，未可逆料。
正如莎士比亞筆下《暴風雨》的名句：「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在國家扶持下，香港的新一頁，才剛剛打開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