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條小小的裂縫，就可以令整個堤壩崩潰。
2009年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我看電視直播，見到一個沒穿上衣的赤膊青年，對立法會外駐守的警員破口大罵，不斷重複一句4字粗口，「問候」這個警員。我心想怎會出現這樣離譜的事情，這個社會還有法治嗎？怎料上網一查，網上已經充斥著在不同的示威場合，用粗口問候警員的畫面。我當時心想，這個社會病了。結果在5年之後，香港發生佔中運動。10年之後，香港出現黑暴事件。之後再過兩年，就有人在銅鑼灣要刺殺警察，還有大學的評議會為殺警者哀悼。
當時有人認為，這個社會的青少年沒救了。不過看看最近幾年的發展，看看警隊做的工作，情況比想像中樂觀。警方多年來持續向青少年灌輸防罪及守法意識，隨着警方不斷努力，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警方舉辦的各種活動，認同警隊的工作，有些數字可供參考。
1. 青少年對警隊評分顯著上升。
今年4至5月進行的公眾意見調查顯示，市民給警隊整體表現的平均分為67.38分，有84%受訪者給予50分或以上，較上一輪調查（即2021年）的81.7%上升超過兩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年齡介乎18歲至29歲的青少年就警隊表現所給予的分數，由2021年的38.91分，顯著上升14.75分至53.66分。
2. 警隊招募明顯改善。
「警隊學長計劃」，在2024/25學年，共有3 198名學員報名參與，相比上一個年度的2 129名學員，增加了50.2%。由此可見，年輕人對警務工作的興趣不斷增加，有興趣參加警務工作。
年輕人投考警察的數字亦不斷上升，「警察大學招募快線」，今年一共收到897份投考申請（見習督察：573，警員：27，輔警：297），相比去年的673份投考申請（見習督察：376，輔警：297），上升了33.3%。
3. 革新「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組織一直積極策劃及舉辦多元化的青少年健康活動，旨在增強青少年的責任感，自信心及對社會的承擔，以及向他們灌輸撲滅罪行的訊息，近年更革新「少年警訊」的活動。今年暑假，少年警訊舉辦了近30個交流團，反應踴躍，錄得超過1 000名會員參與，到訪內地多個城市進行交流活動。例如 今年9月，少年警訊舉辦了「少年警訊北京酒泉6天交流團」，18名少訊會員除了在北京參觀了多個學習景點，亦到訪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增進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及科普知識，並近距離體會到國家的最新科技發展。
4. 持續與社會各界 「一齊做」。
警方認為，要編織好保護青少年及預防青少年罪案的安全網，社會各界必須攜手「一齊做」。 自2020年起，警方成立的「警隊推動社群參與工作小組」積極與各區中學校長會、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及辦學團體緊密溝通協作，定期舉行會議，就青少年罪案趨勢及支援年輕人方面，持續與各方交流意見，共謀應對方案，以防止青少年誤墮法網。
建立青少年防罪守法的意識，培養他們正向人生價值，可防止他們跌入暴力抗爭，自毀前途的死局。總好過等他們出事之後，又去呼籲特赦他們，如他們犯法之心未改，又有怎會有好前途呢？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