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法言
香港的法律體系是普通法體系(Common law)，與之相對的是大陸法體系(Continental law)。普通法源自英國，曾受英國管治的地區，多數都保留了普通法制度。
普通法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除了立法機構訂立的成文法(Statute)外，法庭判案的案例亦形成判例法(Case law)，構成重要的法律內容，下級法院以後判案需要跟從。而在大陸法系，案例根本沒有約束力，法庭可以不跟從。
在普通法系的一些法律範疇，例如合約法、侵權法、財產法、行政法、部份刑事法、信託法等，基本概念和原則框架，都是來自判例，而並非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例。在普通法下，每一宗判案的理據所蘊含的法理原則，都可能具有法律的效力，這些判決構成判例(Precedent)。一般而言，上級法院判例，對下級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普通法的其他特點，包括以制衡行政權力為宗旨，傾向保障個人權利，以及採用對訟式的審訊程序等。
雖然說普通法系判例法很重要，但判例始終有限。香港各級法官只有約160名，另外還有約40名由執業律師或大律師擔任的兼任法官，每年即使審理大量個案，但這些個案都未必涉及重要的法律原則論述，形成判例法。即使《基本法》第8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可以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院判例，但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仍是重要的法律來源。
以2022至2024年3年計，平均每年在憲報刊登的法例(包括條例即Ordinance及附屬法例即Subsidiary legislation)，都有200多項，過去3年在憲報刊登的法例總頁數，分別是6764頁、9886頁和7928頁。由此可見，雖然說香港是一個普通法體系，但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例，才是主要的法律內容。當然，立法機關制定越來越多的法律，不等於法官的角色不重要，事實上在執行法律的時候，不時會產生詮釋理解問題，都可能成為訴訟爭議內容，法官對成文法例條文的詮釋，亦構成判例的一部份，成為成文法的延伸，不斷地為普通法體系增添新元素。
普通法制度下法官的角色，經常被人誤解，指「法官大晒」，事實上在有成文法涵蓋的範疇，法官不能任意判決，只能跟成文法律判案。法官的權限，只是對法例條文作權威解釋，而不是一槌定音地決定法律內容。立法機關如果認為法院的解釋不符合立法原意，曲解了法律，完全有權修改法例，進一步釐清立法原意。換言之，法律的解釋，最後以立法機關為依歸，不會出現法庭大抑或立法機關大的問題，在普通法制度裏，以立法機關為大，立法機關至上(Supremacy of legislature)的原則是牢不可破的，在普通法制度裏，立法機關享有最高的憲政地位。所以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扭轉法院對法例的解釋，不能視為輸打嬴要，反而是澄清了法庭對成文法的曲解。
而立法機關一般在釐清立法原意下立法，不會有回溯性，只對未來的判決有影響，不能夠逆轉之前判決中的勝負，對案中訴訟人沒有影響。但新立法可阻止法庭的錯誤解讀形成判例法，對未來的官司有影響。
按香港的一國兩制安排，《基本法》規定了《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制度」，這是其他普通法地區所沒有的。背後的理念，是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她制訂《基本法》，理所當然有權對它所訂立《基本法》的內容，作出最權威的解讀。人大常委會亦授權香港法院可以對《基本法》進行司法解釋。這個獨特的程序，是照顧香港的特殊的憲制安排，可以視為香港普通法的一大特色。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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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法言
香港是一個享有高度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的城市，按《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而香港在回歸後，所有市民都一直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言論自由並非代表可以不受限制及約束。濫用自由發表言論，還是有機會觸犯刑事或民事法律。
正如香港高等法院早前審理一宗涉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案件編號HCMA 457/23)。上訴人蘇浚鋒以呈請形式上訴，遭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高院暫委法官姚勳智認為，原審裁決沒有違反侵犯表達自由及平等的權利。
案件是發生在2021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蘇浚鋒涉在facebook轉載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呼籲投白票的帖文，蘇浚鋒承認「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判監兩個月、緩刑18個月。蘇浚鋒其後以案件呈請方式提出上訴，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煽動市民不投票顯然不利於選舉過程，並浪費公共資源，本案施加言論自由的限制沒有超出所需，並且作出合理平衡。
從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得出言論自由的權利，並非完全不受限制，而且言論自由一旦超越紅線，除了可能觸犯刑罪行外，也可能觸犯民事的「誹謗（defamation)」。根據香港法例第21章《誹謗條例》任何人或機構透過書面文字或說話，發布惡意言論去損害另一人的聲譽；或發布虛假消息，以求惡意中傷或誣衊他人，即屬誹謗。
概括而言，誹謗分為兩類：一類是永久形式誹謗 (Libel)，即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發佈；而另一類是短暫形式誹謗 (Slander)，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發佈。
若要以民事程序控告他人誹謗，原告人要證明相關言論與事實不符，對方是惡意中傷。
但被告人抗辯首先可證明有關言論符合事實。另外亦可就言論不涉及或沒有針對原告或言論是有理據（justification) 、公允評論（fair comment)及是否受特權保護(qualified privilege)作為抗辯護理由。
以「公允評論」(fair comment)作為誹謗案抗辯理由會最經典案例，莫如律師謝偉俊1996年指「名嘴」鄭經翰及林旭華在電台節目中誹謗他，從而向鄭及林提出控告。謝偉俊在原審及上訴時皆獲判勝訴，獲賠償8萬元及贏得堂費，但案件在2001年上訴至終審庭時，出現峰迴路轉，終審法院裁定鄭一方上訴得直，終院亦在這案中，確立公允評論（fair comment）的原則，即被告一方在發表言論時，是真誠地相信其發表的是公允評論，即使其懷有偏見或別有用心，亦可以用作免責辯護，從而保障大眾就公眾利益發表意見時，可以用作抗辯理據。
但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當中，有些人喜歡為朋友改花名，例如叫一名熟朋友做 「排骨」，是否須因此而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呢？任何可能會令他人受到憎恨或鄙視的字句，都會構成誹謗。不過，正如《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一書中提及，要確定這些字句是否有誹謗性，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嘲笑其他人以達至某程度上的幽默，經常會在生活裡發生。如有關字句不能動搖一個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便不能被用作展開誹謗訴訟的理據。
不過，在一宗英國案例內 (Berkoff v Burchill & Anor.)，Berkoff是著名的演員、導演兼作家，在一篇文章中，他被形容為「惡名昭彰、看來很可怕的人」。其後，作者在另一篇講述電影《怪物》的文章中，又將其中一個角色形容為與 Berkoff 一樣，指「『那隻怪物』與『Berkoff』 很相似，只是僅僅好看一點」。
Berkoff 指這些陳述令其他人把他理解成「可怕而醜陋」的人，因而具誹謗性。被告人申請將訴訟撤銷，原因是這些陳述，可能只會令人在情感上受到傷害或覺得憤怒，但並不算是誹謗。不過，法庭認為以這樣的描述去形容一個以演藝維生的人，令Berkoff在一般公眾心目中聲譽受損，足以構成誹謗罪。
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界線，一個人不負責任地發言，對社會造成傷害(如叫人投白票)，或損害他人名譽(話他人似怪物)，都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