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係是必要你講嘅，除非你自己想講，但係你所講嘅所有嘢，我都會用筆記低，將來可能用嚟做呈堂證供。」上面這一段說話，大家都可能經常在警匪片警察拉人時聽到，耳熟能詳。
這段說話稱之為「警誡」或「Caution」。當執法人員正式拘捕一名嫌疑人的時候，就會向被捕人講出這一段說話，目的是提醒被拘捕人士，他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之後錄取的口供就叫做「警誡供詞」(Caution statement)。
終審法院曾於HKSAR vs Chan Chu-leung 一案中在判詞內強調，「緘默權」（Right to remain silent ）與「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兩者息息相關，同樣重要。而《香港人權法案》第 11(2)(g) 條訂明，就刑事審訊程序而言，任何人不得被強逼認罪或作出招認。
當一個人被捕時候，執法人員會提醒他們可以行使緘默權。在這種情況下，被捕人可以選擇不回答任何問題（除了基本個人資料外），直到律師到場，而律師也可以代表被捕人繼續不回答問題。如果被捕人選擇行使這項權利，執法人員無權因為被捕人的緘默而加以懲罰。
「緘默權」的行使非常簡單，被捕人只需要明確告知執法人員自己會保持緘默，並且不會回答任何問題。而這項權利的行使不能被視為犯罪行為，當然執法人員仍可以在合理懷疑下繼續進行調查。
雖然「緘默權」是一項基本權利，但在某些情況下，執法人員仍然可以強制進行某些調查行為。例如，執法人員有權根據法庭手令，要求被捕人提供指紋或DNA樣本。此外，「緘默權」不能阻止執法人員進行必要的搜查或檢查，這些行為不需要被捕人的配合。
「緘默權」的來源是由於被拘捕人士有可能在錄取口供時候，在未有律師陪同下，無意中提出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而這些口供有可能會被控方日後檢控時呈堂，造成被捕人士得不到公平審訊。另一方面，執法人員為了避免受到辯方在法庭聆訊時候提出質疑，會向法庭展示，在替被告人錄取口供前，已經向被捕人作出「警誡」。
由於想確定被捕人在「警誡」下所錄取的口供，能被法庭接納，1992年保安司刊憲發布《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在以下3個情况下，執法人員（警隊、廉政公署、入境處、海關）應先向被捕人士作出「警誡」，然後才可以繼續查問。
1.當有證據及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干犯罪行（《規則及指示》規則 II）
2.當落案起訴任何人或告知該人他可能被控（《規則及指示》規則 III(a)）
3.當向被檢控的人發問問題之前（《規則及指示》規則 III(b)）。
簡而言之，「警誡」是一種提醒，嫌疑人不要因為被拘捕荒亂之下，胡亂作出不利自己的證供。特別是在200、300年前的英國，大多數小市民其實未受教育，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權利，所以特別有這些措施保護他們。現代社會民智已開，睇警匪片睇得多，對警察向疑犯發出的「警誡」朗朗上口，有關規定的現實作用已經減少。
另外，必須注意在某些情況下，被捕人見律師的權利會受限制，例如，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列明涉及國安案件，被捕人羈留期間可被限制會見律師。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已表明，被捕人仍有緘默權，不會在該段時間被逼認罪。
法律ABC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 李法言
在普通法制度下，有若干範疇的法律，主要是由法院判例構成，其中一個範疇，是民事過失法(Law of tort)。當中有關誹謗(Defamation)的法律，就是民事過失法的其中一個分支。
長期以來，應對誹謗民事控告的主要免責辯護(defence)有兩個: 1.在被指控的內容中，相關的事實陳述「所言屬實」(Justification)和2. 相關的意見是「公允評論」(fair comment)。
在2009年10月，英國成立聯合王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UK)，取代上議院(House of Lords)的角色，在此之前，英國的終審法院一直是上議院。
在2000年，當時擔任上議院大法官的李啓新勳爵(Lord Nicholls)同時兼任香港終法院非常任法官，他在一宗香港終院的誹謗案中發表判詞，對關於「公允評論」的法律，作出權威的推展演繹。李啓新勳爵在香港終院案件判詞所奠定的主要原則是:被指作出誹謗言論的與訟人，如果證明自己真心相信所發表的意見，則不屬有惡意(Malice)，能夠援引「公允評論」這項免責辯護，即使被告人是帶有自利動機。李啟新勳爵甚至指出，「公允評論」應該改稱為「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這篇判詞發表後，其中確立的法律原則，迅速獲得廣泛接受，成為通用的普通法新原則。權威的民事過失法教科書《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指出，雖然這判詞不是在英國案件中頒布，但由於是由李啟新勳爵撰寫，鑒於其法律地位，亦迅速獲接納為對英國法律的表述(quickly accepted as stating the English law)，近年出版的關於誹謗法律的法律書籍，亦多有採用「誠實評論」這個概念。
這篇里程碑判詞既然不是在英國訴訟案件中頒布，又是什麼地方的案件？原來正正就是香港終審法院的判詞。終審案中的上訴人和與訟人，是大家都熟悉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Cheng v. Tse Wai Chun一案，讓香港判例在普通法世界留下重要的一筆。案件源於謝偉俊在1996年指「名嘴」鄭經翰及林旭華在電台節目中誹謗他，從而向鄭及林提出控告。謝偉俊在原審及上訴時皆獲判勝訴，獲賠償8萬元及贏得堂費。但案件在2001年上訴至終審庭時，結果峰迴路轉，終審法院裁定鄭一方上訴得直，終院亦在這案中，確立公允評論的「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原則，即被告一方在發表言論時，是真誠地相信其發表的意見，即使他是懷有偏見或別有用心，亦可以用作免責辯護。
在香港特區成立之前，香港的最終上訴法院，是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樞密院的法官，其實都是由上議院的大法官擔任。香港特區成立後，最終的上訴法院由英國樞密院改為香港終審法院。按《基本法》第82條規定，「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從成立至今，終審法院一直有邀請具有崇高地位的普通法地區法官(主要是英國法官，也有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的法官)擔任海外非常任法官，其中包括梅師賢爵士(Sir Anthony Mason)、顧安國勳爵(Lord Cooke)、苗禮治勳爵(Lord Millet)等等，都是法律界的泰斗，他們的權威地位毋容置疑，能夠參與香港終審法院審訊，確保了香港終審法院在回歸後成立之初，也是普通法世界中最具份量的法院之一，有助加強公眾和投資者對香港回歸初期的司法獨立及司法質素的信心。
可惜近年政治事態發展，很多海外法官因參加香港審訊，在他們祖家受到無理的政治攻擊，甚至人身騷擾，令多位非常任海外法官辭去本港職務，香港聘請海外法官亦不容易。目前仍有六名非常任海外法官參與審案，包括賀輔明勳爵(Lord Hoffmann)和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希望他們不會因為本國的政治壓力而被逼引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