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鬧出的宣誓辱華風波，未來將演成法庭之戰。兩人今天硬闖立法會抗議主席梁君彥押後其補辦宣誓，令到立法會要暫停會議。
外界探討這場風波的成因，有一個「阿爺搞出來」的理論，話這些激進的本土派分子，到處宣揚港獨理念，他們原本是否定建制的人，又要進入議會，在宣誓時「搞搞震」，結果搞過界，令到社會充斥著反對聲音，表面上破綻百出，其實他們是阿爺派來的，做出極其拙劣的港獨表演，目的是激起市民反港獨，扭轉這種思潮日益蔓延的敗局，甚至借機鞏固特首梁振英的支持。
陰謀論發展到這種地步，可算得上是無敵了，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用陰謀去解釋。
我覺得可以用平常心去分析，發生這次宣誓風波，另一個可能搞得失敗而矣。激進青年是政壇新丁，藉著2014年的一場佔中運動冒起。在佔中結束之後，社會上仍有26%的市民支持佔中行為。香港議會選舉是多議席單票制，只要取得幾萬選票，便可入局， 26%支持佔中的市民便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土壤，讓激進青年搶佔立法會席位。
新丁入局，一宣誓就想打嚮頭炮。現今社會主要靠互聯網社交媒體推廣政治理念，社交媒體有一個「圍爐取暖」的特色，很容易聚合到意見相同的群眾。你激進，他更激進，大家觀點完全相同，只要朝著同一激進的方向行動，便會得到群組內的人大聲拍手掌讚好，即使行為本身潛在顯著的矛盾。
例如既要參與建制，但又要在宣誓時否定建制，行為本身就充滿矛盾，但在「圍爐取暖」的情況，沒有人會指出當中的荒謬性，結果搞出激起民憤的局面，令政府可以乘機申請司法覆核。
然而，認定青年新政是阿爺派來搞局的「民主二五仔」，此理論講到中央如神一樣，全知全能，所有事情都在其掌控之中。問題是如果中央真的這樣萬能，香港便不會出現這樣的亂局。
最相信這種「阿爺攪出來」的陰謀論的人，就是激進青年口中的uncle，泛民大叔大嬸相信「阿爺攪出來」，成為他們思想上的解脫。
理念上，他們支持激進青年與中央對抗的方向，但現實上又覺得激進青年的行為好「戇居」。他們不願意出口批評年青人，以免客觀上幫了中央。但又解釋不到這樣荒謬的現象，惟有借助陰謀論，作為思想上的出路。
歸根結柢，最大的問題在於，當見到激進本土派大力推動港獨時，沒有人出聲制止。即使激進派宣稱要以暴力形式、「以武制暴」搞革命時，也沒有很多人企出來反對。在建制派的心目中，本土派的出現，客觀上鞏固了自己的支持度，所以不願開口批評。
而支持傳統泛民的大叔大嬸又覺得只要不理會年青人的所作所為，過一段時間便會沒事，再加上一個「阿爺攪出來」的陰謀論鞏固一下自己的思想，便對激進的港獨思想視而不見。
當一種明顯是錯的思想在社會上不斷散播，沒有人去指出它的荒謬性，便變成香港人集體造的孽，種孽因，得孽果，搞出無法收拾的對抗局面，只會由下一代來承受。
盧永雄
最近特首與律政司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禁止梁頌恆及游蕙禎重新宣誓，被指行政機關干預立法機關，有違「三權分立」的原則。
不單止泛民及本土派說香港有「三權分立」，即使過去法庭判案時，有法官也隱約提過「三權分立」的原則。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如此，事情過得久了，沒有人提起，便逐漸變得模糊不清，所謂「香港有三權分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現在好像所有人都喜歡「三權分立」，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就像十分反動一樣，知道的人也不想再提了。但事實還是事實，當看清楚香港的憲制，就知「三權分立」從來沒有存在過。
我當年是採訪《基本法》起草的記者，對香港整個政制的產生過程有相當了解，香港應否有「三權分立」的問題，在《基本法》起草時，已經有過充足的討論。
所謂「三權分立」，是指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分開。看西方的民主政體，也不是全部「三權分立」，英式的西敏寺民主模式就是以立法權為主導。原因是英國是行一個「議會至上」的模式。在眾議院選舉後，議會中的多數黨領袖自動成為行政首長，即是英國首相，現任的英國首相文翠珊就是保守黨的領袖。在英國西敏寺模式下，最高行政權及立法權基本上完全重疊，沒有分立。這種制度的好處是行政及立法的協調會相當好，壞處則是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較弱。
另一種模式是美國總統制，就是權力比較分立的制度。美國議會的參、眾議院以及總統，各自由不同的選舉方式產生，美國總統並非議會多數黨領袖。美國總統由各州選出選舉人，然後由選舉人投票選總統。
無論如何，美國的議會及行政長官雖然都是由選舉產生，但選舉方式不同，權力來源各異，當議會內的多數黨與總統所屬的政黨不同，就容易出現爭拗。例如現時的美國眾議院由共和黨操縱，而總統奧巴馬則是民主黨人，互相對立。這個權力分立的制度，好處是議會對行政首長制衡力較大，壞處是爭拗特別多，影響效率。
香港八十年代末起草《基本法》時，香港實行第三種制度，是一個完全由行政主導的威權制度。當時的香港立法局，沒有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立法局議員基上由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和委任方式產生。行政首長則是英國派來的港督。當時的港督並非由選舉產生，制度賦予他有莫大的權力，基本上是一個絕對行政主導的政體，立法局只是一個花瓶。
《基本法》起草時，曾經討論香港行政長官將來由選舉產生之後，究竟採用何種制度？後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一錘定音，表態說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三權分立」比較近似美式的總統制，鄧小平當然不希望香港將來的立法議會擁有很大的權力，可以癱瘓政府，因此斷言不實行「三權分立」。不過，他也認為香港不宜實施英式的「議會至上」的民主制，因此《基本法》讓議會和特首由不同的方式產生。
實際上，按《基本法》規定，香港是實行一種仿效九七年以前的行政主導模式、賦予行政長官權力比較大的制度，可説是一個「弱版行政主導模式」，立法會有制衡角色，司法比較獨立。《基本法》按這種理念規定了行政長官代表特區，對中央及特區負責，而立法會通過的的法案，亦需要經行政長官簽署方能生效等等。
無論你是否喜歡特首，也不能夠否定整部《基本法》的設計賦予了行政長官有較大的權力。所以，特首入稟申請司法覆核，並不違反三權分立制度，因為香港根本不是按此設計政制。
我們討論政治問題，要從事實開始。香港制度的設計並不是「三權分立」，如果硬說制度有「三權分立」，而政府違反了這個制度原則，這種講法並不符合事實。當然，你不喜歡現有的制度設計，可以提出修改意見，但不能搞錯前提，否則就無法展開理性討論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