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不漏好難 法律追究不易

作者：李法言

大台受歡迎節目「東張西望」，最近添加一個叫「滴水不漏」的環節，原因是很多大廈有漏水投訴，在經由節目報道後，都得到關注改善。

事實上，單位漏水問題造成對住戶煩擾，司空見慣，加上香港樓宇密度高，多層大廈林立，日久失修，容易出現樓上浴室滴水，或隔壁牆滲水問題，這些滋擾（Nuisance)演變成侵權（Tort )。

但在民事侵權法，因滋擾的索償，必須基於過失，而在Rylands v Fletcher（1868）一案中，大法官更為此定下原則。案件源起於騷擾，但經歷多年演變，對危險物質漏出的責任，已續漸演變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過失原則。隨著Cambridge Water 一案，已經發展成一套更清晰的普通法原則，這原則被視為騷擾法的伸延。至Tranco v Stockport Metropolitan BC（2003）一案，上議院確立這條奉行了 150 多年的法律原則為金科玉律，不能拋棄。

在Rylands v Fletcher （1868)一案中，被告人聘用獨立承包商，建造一個水塘貯水，以供應給他的磨坊使用。水塘是建造在一個已荒廢的煤礦場通道上方，由於水的壓力太大，造成通道塌下，溢出的水流向原告人的煤礦場，造成水浸。被告人並無疏忽，事情也不構成私人騷擾的基礎，因31為被告人已採取合理及慎慎態度，並僱用合資格及有經驗的獨立承包商，去興建水塘。

法官Blackurn指出，被告人是為了他個人的目的、收集及保留在他的土地上任何東西，而這些東西如果溢出很可能造成傷害，則此人須為保留這些東西而自承風險。這個原則得到上議院的支持。

上議院在判决Rylands v Fletcher 的上訴時，除支持原審法官判決外，還附加一項條件限制，就是被告人將土地用作「非自然用途」（ Non-natural use）。

何謂「非自然用途」，在 Rylands v Fletcher 案中，被告人在他的土地上收集水，並將之貯存及保留在水塘內，被告人明顯把一些東西非自然留在在他的土地上；如果一些東西在土地上自然產生、溢出而做成損害，被告沒有責任。必須謹記，收集及貯留的東西是會溢出的物品（如在上述案件中，貯留的水就是溢出的水。）

另一宗案例Miles v Forest Rock Granite (Leicestershire) Ltd (1918) ，被告人收集及貯存爆炸品，在他的土地，以供石礦所需。爆炸時引起石礦的石頭，飛出石礦場外的土地。

Richards v Lothian (1913 ) 案的裁決中，大法官 Lord Moulton認為，如果水由水管中漏出來不能算是「土地不自然的使用」。土地不自然的使用「涉及一些會增加別人危險的用途，不是土地一般的用途」──這定義得到上議院在 Read v Lyons & Co Ltd（1947）所肯定。大法官 Porter 加以引伸：「甚麼是危險或不自然使用，將依不同環境、不同時代與人類不同的習慣去評估。」

在香港，如果樓上浴室漏水或隔鄰屋牆壁滲水，可以根據《業主共同財產條例》或相關的大廈公契向漏水單位索取賠償。具體的法律依據包括：

1. 《公契條款》：檢查大廈公契中有關業主責任及維修的條款，通常會明確規定業主對其單位內的設施負有責任，包括防止漏水的責任。

2.《建築物管理條例》該條例規定了業主對共同財產的維護責任，並可依此要求賠償。

3.《侵權法》：若漏水行為構成對鄰居財產的侵害，可以根據侵權法提出索償。

但一般而言，漏水涉及的損害較少，打官司的成本較大，所以最佳處理方法，還是透過管理處或直接和涉事的單位磋商，希望可以直接解決漏水問題。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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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裁定「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及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罪成，被判刑20年，為《國安法》生效以來，受審後判刑最重的罪犯，亦是本港首宗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判刑。

法庭指《國安法》第29條訂明，犯「勾結罪」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刑理由書指，法庭參考了終審法院於「呂世瑜案」所訂的指引，來界定黎智英案是否屬「罪行重大」；另外，法庭亦考慮了「馬俊文案」，再因應本案情況作出調整。

法庭認為，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幕後主腦」和「推動者」，故將其量刑起點提高：就「發佈煽動刊物控罪」，原本21個月的量刑起點上加刑2個月；就兩項「勾結外國勢力控罪」，則在原本15年量刑起點上加刑3年。但法庭接納黎智英年事已高、健康狀況及被單獨囚禁等，令其獄中生活比其他囚犯更艱難，因而就煽動刊物罪減刑 1 個月，兩項勾結外力罪則各減刑 1 年，3罪共判囚20年。

觀乎「35+顛覆案」中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的「首要分子」戴耀廷，法庭認為戴為謀劃的發起人、初選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更為串謀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幕後策劃者及主犯，指他持續提倡「攬炒十步」，實質上是「提倡一場革命」，以15年為量刑起點，但因戴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故判囚 10年，為該案45名罪成被告中刑期最重的一個。

相比之下，黎智英不認罪，不單無減刑，且被法官「加刑」。法庭的判詞曾指，黎智英長年對中國心懷怨恨，無論在《國安法》生效前後，唯一意圖就是尋求中共倒台，即使代價是犧牲香港人利益。而今日的判刑書就指，黎智英作為主腦，精心策劃、早有預謀。

由於干犯《國安法》的被告，服刑時不會有三分之二的刑期扣減，以法官今日的刑期計算，現時78歲的黎智英，最多坐監要坐到98歲。

而今次同案3名認罪《蘋果》前高層，前《蘋果》總編輯羅偉光、前《蘋果》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及前《蘋果》主筆兼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各判囚10年，與「35+顛覆案」中的戴耀廷刑期相同。3人的量刑起點同樣為「罪行重大」，但他們認罪但沒作供，沒有協助控方，只能因認罪而獲減刑三分之一，因而判囚10年，法庭指已是該法例所訂最低的刑罰。

《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晚實施，主要涵蓋4大罪行，除黎被控的「勾結外國勢力」外，還有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和進行恐怖活動。

自《國安法》生效以來，本港經歷多宗重大國安案，包括《國安法》生效後的首宗案件「唐英傑案」，被告唐英傑於2020年7月1日駕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向警方防線，撞倒3名警員。唐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等兩罪，經審訊後，被裁定兩罪罪成，判囚9年。當時法庭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以6年半作量刑起點，恐怖活動罪則以8年作量刑起點，沒減刑因素，部分刑期同時執行，共判囚9年。

另外，「光城者」涉策劃在觀塘及屯門裁判法院、海底隧道等放炸彈，並事前到現場視察，並租用酒店房間計劃行事，其中主腦何裕泓承認串謀恐怖活動罪，同案6名被告承認交替控罪「串謀導致相當可能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其中3人被判入教導所，另3人被判囚2年半至6年不等。

而正在審訊的「支聯會案」，已解散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何俊仁認罪候判，而其餘被告則不認罪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