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法言
在新聞報道或電影電視劇集內，都會見到警察拘捕疑犯控告所干犯的罪行，但由於罪行性質不同，因此、在檢控原則下，被告是循「可公訴罪行」或「簡易程序條例」下而被檢控，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最高罰則。
究竟兩者有何分別？法律上是會基於罪行的嚴重性，而適用不同的刑事程序。簡而言之，「簡易程序罪行」(summary offences) 是相對較輕微的罪行，例如阻街、違例泊車、不小心駕駛等； 「可公訴罪行」(indictable offences) 則是較嚴重的罪行，例如謀殺、強姦，打劫等等。至於應該引用那一條條例檢控，可以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4A 條，如果罪名上面的條文有「可循公訴程序」字眼出現，該控罪便屬「可公訴罪行」的範疇，如果沒有明確說明，多屬「簡易程序」範圍，兩者區分非常清晰，最高刑期亦大大不同。
但有時法例會列明有個別罪行是可分別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罪行方式」處理，「洗黑錢罪」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1）循公訴程序起訴，一經定罪後，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 14 年；或
(2）循簡易程序檢控，一經定罪後，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 3 年。
除了反映控罪的嚴重性，「簡易程序」及 「可公訴罪行」另一分別亦涉及兩者在審訊的法院上有不同方式。
「簡易程序罪行」如被告不認罪，通常會在裁判法院審理。有很多輕微罪行如違例泊車，只是定額罰款，如被告認罪受罰就不用上庭。
而「可公訴罪行」則會安排在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審理。但如果有被告人在同一案件被控「簡易程序」及「可公訴」罪行，法院有權將「簡易程序罪行」，連同同案的「可公訴罪行」，一併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值得留意在「簡易程序」及 「可公訴罪行」兩者之間，還有第3種罪行 —— 「可公訴罪行，但可循簡易程序」indictable offences triable summarily)處理，例如「盜竊罪」，雖然法例列明「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判處監禁 10 年」，但在《裁判官條例》下，裁判官有權審理特定「可公訴罪行」，而「盗竊罪」正正就是裁判官可審理的罪行。
但必須留留意裁判官有權審理的「可公訴罪行」，通常是性質有一定嚴重性，但控罪本身非常輕微，最明顯是偷竊一支唇膏與偷竊價值連城名畫，雖然同樣可被控屬於「可公訴罪行」的「盜竊罪」，但法例會容許由裁判官處理情節較輕微的偷竊唇膏案件。
無論是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罪行」方式作出檢控，律政司會根據案情嚴重程度，來決定起用那一種程序處理。裁判署就單一控罪的最高判刑刑期權力是兩年監禁，如果控方認為案件有機會判監超出兩年，便有須要選擇以「公訴罪行」方式提出檢控，將案件轉介往更高級別的法院審訊。
除了因為案件性質嚴重導致審訊的法庭有所不同不同外，「簡易程序」或「可公訴罪行」的審訊方式仍需跟隨刑事法律原則，例如控罪元素、舉證責任及標準，均維持不變，別無差異。
最後，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提出檢控，必須注意通常須在事件發生後起計的6個月內提出檢控，只要超過6個月未正式起訴，即屬超期。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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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裁定「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及2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罪成，被判刑20年，為《國安法》生效以來，受審後判刑最重的罪犯，亦是本港首宗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判刑。
法庭指《國安法》第29條訂明，犯「勾結罪」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判刑理由書指，法庭參考了終審法院於「呂世瑜案」所訂的指引，來界定黎智英案是否屬「罪行重大」；另外，法庭亦考慮了「馬俊文案」，再因應本案情況作出調整。
法庭認為，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幕後主腦」和「推動者」，故將其量刑起點提高：就「發佈煽動刊物控罪」，原本21個月的量刑起點上加刑2個月；就兩項「勾結外國勢力控罪」，則在原本15年量刑起點上加刑3年。但法庭接納黎智英年事已高、健康狀況及被單獨囚禁等，令其獄中生活比其他囚犯更艱難，因而就煽動刊物罪減刑 1 個月，兩項勾結外力罪則各減刑 1 年，3罪共判囚20年。
觀乎「35+顛覆案」中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的「首要分子」戴耀廷，法庭認為戴為謀劃的發起人、初選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更為串謀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幕後策劃者及主犯，指他持續提倡「攬炒十步」，實質上是「提倡一場革命」，以15年為量刑起點，但因戴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故判囚 10年，為該案45名罪成被告中刑期最重的一個。
相比之下，黎智英不認罪，不單無減刑，且被法官「加刑」。法庭的判詞曾指，黎智英長年對中國心懷怨恨，無論在《國安法》生效前後，唯一意圖就是尋求中共倒台，即使代價是犧牲香港人利益。而今日的判刑書就指，黎智英作為主腦，精心策劃、早有預謀。
由於干犯《國安法》的被告，服刑時不會有三分之二的刑期扣減，以法官今日的刑期計算，現時78歲的黎智英，最多坐監要坐到98歲。
而今次同案3名認罪《蘋果》前高層，前《蘋果》總編輯羅偉光、前《蘋果》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及前《蘋果》主筆兼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各判囚10年，與「35+顛覆案」中的戴耀廷刑期相同。3人的量刑起點同樣為「罪行重大」，但他們認罪但沒作供，沒有協助控方，只能因認罪而獲減刑三分之一，因而判囚10年，法庭指已是該法例所訂最低的刑罰。
《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晚實施，主要涵蓋4大罪行，除黎被控的「勾結外國勢力」外，還有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和進行恐怖活動。
自《國安法》生效以來，本港經歷多宗重大國安案，包括《國安法》生效後的首宗案件「唐英傑案」，被告唐英傑於2020年7月1日駕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向警方防線，撞倒3名警員。唐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等兩罪，經審訊後，被裁定兩罪罪成，判囚9年。當時法庭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以6年半作量刑起點，恐怖活動罪則以8年作量刑起點，沒減刑因素，部分刑期同時執行，共判囚9年。
另外，「光城者」涉策劃在觀塘及屯門裁判法院、海底隧道等放炸彈，並事前到現場視察，並租用酒店房間計劃行事，其中主腦何裕泓承認串謀恐怖活動罪，同案6名被告承認交替控罪「串謀導致相當可能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其中3人被判入教導所，另3人被判囚2年半至6年不等。
而正在審訊的「支聯會案」，已解散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何俊仁認罪候判，而其餘被告則不認罪受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