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法言
在普通法體系中，法庭是彰顯公義的地方，這個原則源於1924年一宗案件R v Sussex確立 , 大法官Hewart 於判詞中講到: 「公義不但必須彰顯，而且必須毫無疑問地在眾人面前彰顯」(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話成為法律界的金科玉律。
法官在審訊中扮演關鍵角色，應基於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作出判斷。然而，法官應否主動介入，例如向證人發問？若過度介入，敗訴方往往以「法官加入戰團」(Descending into the arena)為由上訴，指此舉損害公義。那麼，如何界定法官的提問是恰當還是過度？
香港法院採用「對訟式制度」(adversarial system)，相信「真理越辯越明」，事實由控辯雙方透過舉證與盤問釐清，法官猶如球證，保持中立，不應落場。相比之下，大陸法系採用「查問式制度」(inquisitorial system)，認為「真理是經調查而得出的」，法官在審訊中擔當更主動的提問角色。
在對訟制度下，法官應維持客觀中立，避免過度介入或過早表態，以免影響公平審訊的印象。不過，有法律學者認為，若一方因資源或能力所限未能有效提出關鍵證據，法官作出中立澄清有助避免技術失誤；又或證人答非所問時，法官適當追問可提升效率，但必須小心不讓人感覺偏幫任何一方。
判斷法官是否「加入戰團」，一般採用「理性人測試」，即合理的人會否認為法官的提問保持中立，使被告獲得公平審訊。上訴方毋須證明法官實際偏袒，只需證明其行為令人合理擔憂「看似偏袒」，就可能上訴成功。法官發問的性質與次數是考慮因素，但次數本身並非決定性。
法官有責任確保審訊有序進行。若律師未能有效引導證人，法官可適當發問以釐清事實，只要態度不偏不倚，仍屬恰當。總括而言，除非必要，法官應避免干預，尤其盤問環節，以免影響與訟雙方大律師的盤問效果。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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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法言
當大家睇電影「毒舌大狀」的時候，會因扮演大律師林涼水（由黃子華飾演）在庭上雄辯滔滔而驚嘆。林涼水盤問證人時咄咄逼人，每句說話擲地有聲，特別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但窮人死梗」的戲劇性金句，更加深入民心。
事實上，不論是刑事或民事審訊中，「盤問」(cross-examination)都十分重要，因為證人在宣誓後所作的證供，足以左右整個審訊的結果。因此，控辯雙方的大律師都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鋤散」對方證人的供詞。
「盤問」雖然是主菜，但在法庭審訊程序當中，分別還有「主問」、「覆問」兩個環節，環環相扣，而兩者在功能及規則上均有所不同，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希望透過法庭辯論，找出事實的真相。
證人在踏足證人台宣誓後所作的供詞，必須是其眞誠相信的事實。為了讓法官及陪審員清楚案件的來龍去脈，證人首先會接受檢控官的「主問」(examination-in-chief)。作用是將案情帶出，協助證人以清晰簡潔易明的方式，講述與案件相關的事實。
「主問」開宗明義是直接查詢，但仍然有所限制，最明顯是不容許大律師以「引導式問題」(leading question)向證人發問，究竟什麼是「引導式問題」，又為何不能夠用此種方式提問?皆因若在問題中蘊含暗示答案，或將證人引導至特定觀點的答案，會造成不公平。例如問「你是不是在現場看到被告人持刀」，明顯問題中已經預設了希望證人講出預設的答案，這種就是引導式問題。恰當的問法，應是「你當時見到誰？」當證人確認他看見被告後，再問「當時被告人在做甚麼？」讓證人憑記憶自行回答。
不容許大律師以「引導式問題」發問，目的是為了確保證人憑個人記憶及認知，獨立地作供。否則證人作供只是單純回答「是」或「否」，就變成大律師間接「教導」證人作供，這樣並不恰當。
不過，有時控辯雙方會就一些不具爭議的事項，在另一方不反對的前提下，在「主問」時亦可作引導式提問，這樣能使審訊更有效率，令證人的供詞更快「直入主題」。控辯雙方更可同意直接讓證人的書面供詞呈堂，作為其主問證供，然後直接進入對方盤問階段。
當雙方證人接受對方「盤問」後，傳召證人的一方可以再有「覆問」(re-examination)的機會，目的是讓傳召證人的一方再提問，但只能夠針對盤問中被質疑、誤導或引伸出的證供進行澄清與修正，讓證人有機會解釋疑點，而非重新主問，因此不得就「盤問」中沒有提及的新事物發問，否則便會沒完沒了，也不得嘗試補回在「主問」階段漏問的問題。
每一個證人都會經過「主問」、「盤問」、「覆問」的程序，才完成作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