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終止聆訊」 是霹靂手段 黎智英尋求終止以失敗告終

作者:李法言

「永久終止聆訊」（Stay of Proceedings) 是香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極端罕見的司法手段，指法庭下令終止正在審訊的刑事訴訟案件，一旦獲法庭接納申請，意味著案中被告會因此而獲得無罪釋放。

這屬於一種最後手段，但辯方必須證明：1. 即使採取所有補救措施，也不可能給予被告人有公平審訊，或2. 案件審訊會造成濫用司程序，法庭才會批出「永久終止聆訊」，申請的門檻非常高，一般不容易被法庭接納。

香港的刑事檢控工作由律政司旗下的刑事檢控科負責，任何人不得干涉，因此，只要有人在港干犯香港罪行，而起訴的控罪合適，沒有明顯錯誤，各級別的法院是會根據案件的程度和權限審理案件。

當案件已經開審，只在極端例外情況下，法庭才會行使有酌情權下令「永久終止聆訊」。一般而言，當辯方認為案件審訊會有機會造成濫用司法程序的情況出現，導致被告無法獲得公平審訊，或審訊繼續進行會有違公義，便可向法庭申請永久終止聆訊。而「永久終止聆訊」的其中一個經典案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控訴李明治 (2001) 案的判決。

案情指聯合集團前主席李明治被控串謀訛騙 ，2002年12月，高院頒令永久終止李明治的審訊，法官接納辯方律師所提出「濫用司法程序」作為申請理由。後來律政司不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終審法院裁定律政司上訴得直，下令將李明治案發還原訟庭審理 。

終審法院在判詞中指出，原審法官錯誤理解有關證供，因而作出錯誤的事實推論。終審法院同時指被告在重審時，仍可獲得公平審訊。由此案可見，申請「永久終止聆訊」成功的機會極微。

另一宗同樣曾申請「永久終止聆訊」的案件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香港國安法》罪行，辯方指「國安法案件指定法官」的委任不透明及缺乏保障，或會損害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並以外籍律師Tim Owen遭阻礙在港執業為黎智英辯護，申請永久終止聆訊。

高等法院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於2023年5月29日一致駁回申請，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頒下判詞，列出指定法官必須本來就是司法人員或暫委法官；而司法人員的任命，均經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建議，該委員會屬獨立諮詢機構，而所建議任命的人士均被視為有合適資格，即使是按《香港國安法》任命，他們的資格也不會因而有所改變。

判詞指每一位法官都必須嚴守司法誓言和《法官行為指引》，分配案件的工作也全由司法機構處理，而且法庭聆訊一般是公開進行的，裁決理由也是公開宣布的，遇有被定罪及判刑，被告也可提出上訴等，這些因素都有助增強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而專業法官是會認真對待司法誓言，會將個人的意向放在一旁，只根據庭上所列出的證據，適用的法例作裁決。黎智英一方的質疑沒有事實根據。3位法官均認為黎智英可獲公平審訊，無證據顯示國安法指定法官會惡意行事。

從上述由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案例，說明申請永久終止聆訊成功極為罕有，亦不應該成為在法庭辯護的經常手段。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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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法言

在普通法體系中，法庭是彰顯公義的地方，這個原則源於1924年一宗案件R v Sussex確立 , 大法官Hewart 於判詞中講到: 「公義不但必須彰顯，而且必須毫無疑問地在眾人面前彰顯」(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這句話成為法律界的金科玉律。

法官在審訊中扮演關鍵角色，應基於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作出判斷。然而，法官應否主動介入，例如向證人發問？若過度介入，敗訴方往往以「法官加入戰團」(Descending into the arena)為由上訴，指此舉損害公義。那麼，如何界定法官的提問是恰當還是過度？

香港法院採用「對訟式制度」(adversarial system)，相信「真理越辯越明」，事實由控辯雙方透過舉證與盤問釐清，法官猶如球證，保持中立，不應落場。相比之下，大陸法系採用「查問式制度」(inquisitorial system)，認為「真理是經調查而得出的」，法官在審訊中擔當更主動的提問角色。

在對訟制度下，法官應維持客觀中立，避免過度介入或過早表態，以免影響公平審訊的印象。不過，有法律學者認為，若一方因資源或能力所限未能有效提出關鍵證據，法官作出中立澄清有助避免技術失誤；又或證人答非所問時，法官適當追問可提升效率，但必須小心不讓人感覺偏幫任何一方。

判斷法官是否「加入戰團」，一般採用「理性人測試」，即合理的人會否認為法官的提問保持中立，使被告獲得公平審訊。上訴方毋須證明法官實際偏袒，只需證明其行為令人合理擔憂「看似偏袒」，就可能上訴成功。法官發問的性質與次數是考慮因素，但次數本身並非決定性。

法官有責任確保審訊有序進行。若律師未能有效引導證人，法官可適當發問以釐清事實，只要態度不偏不倚，仍屬恰當。總括而言，除非必要，法官應避免干預，尤其盤問環節，以免影響與訟雙方大律師的盤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