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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一屆政府,最有看頭的新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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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一屆政府,最有看頭的新任總理

2026年04月15日 14:50 最後更新:15:06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越南新一屆政府組成了。

越共總書記蘇林任國家主席,旋即宣佈4月14日至17日出訪中國。這是他當上國家主席的首訪,將會與習近平總書記會面,加深兩國的合作與友誼。

在越南新政府的“四駕馬車”中,引起大家最感興趣的當數黎明興總理。

2026年4月7日黎明興在越南國會宣誓就職,根據越通社當天發佈的官方簡歷裡,在他漫長履歷的中間部分,有一行“1996年3月至6月,在中國上海財經大學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辦的‘市場經濟與金融分析培訓課程’。”這一經歷很快引起包括國人在內的外國政商界的重視,其中確有微言大義。

早在1996年越南國內,關於“革新開放到底該學誰”的思想和理論爭論,在社會上發生了激烈碰撞:一派主張全面學美國,他們的代表是後來成為前總理的阮晉勇;另一派主張借鑒中國的漸進改革經驗,他們的代表是現屆政府中的核心人物。

黎明興正是在這場爭論的時間節點中,被越共送進了上海舉辦的“市場經濟與金融分析培訓班”。他時年26歲,正是風華之年,大有可為。

“市場經濟與金融分析”培訓班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辦、上海財經大學承辦。這是IMF當時面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官員的重點培訓專案之一。

上海財大是中國最早打開國際化大門的金融類高校之一,課程表顯示在當時的中國還算新鮮的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匯率市場化、銀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處置。

課堂中傳授的知識,是如何在一個還沒有完全開放的經濟體裡,管理一套正在走向開放的金融系統。

這有別于美國商學院教的“自由市場萬能論”,也不是前蘇聯那種“中央計畫萬能論”,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充滿技術細節和政治權衡的中間路線。

由此可見,黎明興在上海學到的,是如何堅持由執政黨主導的經濟體裡,一步一步打開金融市場的閥門,而不讓整個系統失控。

這正是鄧小平先生根據中國國情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哲學,也正是這一哲學思想和金融知識,形成了黎明興任越南央行行長時的一系列金融政策。

再看黎明興的公開簡歷,他在上海培訓班結束後,直接去了日本埼玉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從上海到東京,用一年多的時間把東亞金融發展的兩大樣本都走了一遍。

同時擁有在中國學習和日本學習的經歷,成就了他在越南政壇突起的重要鋪墊。

黎明興曾經是越南央行最年輕的行長,任內推行的外匯儲備管理改革、主導越南銀行業不良貸款處置等,都能看到中國早期銀行業改革的影子和手筆。

他對“資本帳戶不完全開放”的偏愛,與前任總理阮晉勇那種“恨不得全面擁抱華盛頓共識”的激進態度截然不同,或許他在上海財大的學習中,也學到了中國金融業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今天越南政壇上極少數深入瞭解中國改革經驗的技術官僚之一,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麼會成功,也知道這套經驗在越南能用到什麼程度、哪些教訓要防範。

還是要回到一個現實,越共總書記蘇林為什麼選黎明興做總理?

有評論指,蘇林與黎家是老相識,因為黎明興父輩也曾在公安系統任過職,與蘇林有比外來人更親近的關聯。我認為這點雖然重要,但越南有自己的盤算,要成為東南亞新崛起的經濟大國,他們需要學習中國經驗,需要一批“懂中國但不照搬中國經驗”的團隊。

在今天的越南政壇裡,像黎明興這樣的人不止一個。他們分佈在央行、財政部、計畫投資部、國家開發銀行,共同構成了一個不顯山不露水、但正在越來越多地掌握越南經濟決策權的群體,也就是被外界稱之為懂改革開放,能夠帶領越南的改革節奏,往“漸進式”方向強勁邁進的“技術官僚”。

我們在討論黎明興的這段上海經歷,並不是一廂情願地相信,越南有黎當總理自然會在政治上親近中國。

他雖然是越南內部懂中國的那一批人中的佼佼者,但他幾乎從不在公開場合提中國。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國情,也有不同的對外政策和哲學思想,不應簡單地對越南政壇人物設定派系標籤。

同樣,我們已經有不少商界把工廠搬到了越南,除了投資外,也應該成為懂越南,懂該國對外政策的專家,推動香港把面向越南的門戶打得更大。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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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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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會鄭”為統一台灣定調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統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本文標題是“習會鄭”而不是“習鄭會”,兩個字對調一下,表明了大陸在處理台灣統一問題上是處於主導地位。

總書記會見國民黨鄭麗文的講辭中,釋放了四句硬核的話: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

國共兩黨領導人相隔10年再度會面,對於推動兩岸關係走動起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推進交流才能有效遏制“台獨”。

民進黨處於相對長時間執政,該党利用執政之便,傾力推動“去中國化”,不斷煽動仇中,在台灣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過去我們常說“兩岸是一家”的情感紐帶,被台當局撕剪得支離破碎。

許多人有家不能回,故土不能安,這種現狀長期下去,兩岸關係實難有所改善。

要阻止台灣當局推行事實上的“台獨”進程,中共除了做好政治、外交、經濟以及軍事相應準備外,加強政黨交流、地方縣市交流及民間交流是當下的主要措施,而且也極為迫切。

國民黨雖然失去執政機會長達十餘年,但在地方縣市仍然維持絕大多數執政,今後兩岸交流堅持從地方縣市交流入手,如自二〇一〇年起行之有效的“滬北雙城論壇”,去年台北市市長蔣萬安亦親赴上海參與論壇,雙方又簽署《上海市與台北市推動水治理交流合作備忘錄》及《上海市與台北市推動職業技能培訓經驗分享合作交流備忘錄》。

通過這類交流,慢慢在台灣島內形成推動和平機制,以至建立對話機制,最終涓涓細流,必定匯流成川。

二是推進親情聯結為統一創造條件。

兩岸是一家,萬事好商量,重構民族紐帶是會談釋放的一個重要資訊。

這些年台灣綠營在島內大搞認知作戰,不斷以“抗中保台”將台灣引向一條脫離中國的不歸路。

總書記在會談中有所指地說,社會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

這些年,中共各層領導人在做對台工作中,一直苦口婆心地勸解,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血脈相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一家人相處,只要有話好好說、有事多商量,就沒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今天台灣在面對“向何處去”已經沒有更多的選擇,只有站穩民族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堅定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偉大祖國的認同,增強做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所幸,鄭麗文的民族論述,承認“台灣民族”也是中華民族一員,認同把台灣歷史放入更宏大的中華民族解放敘事之中。

兩岸是一家,最容易讓台灣百姓聽得進、入得腦,是最暖心的話語,也是最有力的靠山。

三是推進“和平”要防局勢突變。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無論國際形勢、台海局勢如何變化,企望實現“和平統一”、避免兩岸爆發戰爭,仍然是國共兩黨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海峽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

正如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兩岸同胞走親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會改變。兩岸同胞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寧,期盼兩岸關係改善發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這是國共兩黨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攜手合作的動力。

客觀形勢變化,個別霸權國家長期插手台灣事務,甚至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跳出來,挑動兩岸矛盾和衝突,以“維持現狀”為由拖延“統一”的進程。

總書記強調“責任”,就是要把兩岸關係的未來牢牢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這份“責任”,不但是兩黨的責任,也是包括大陸同胞在內的中國人的責任,任何外來干預,都不會達到他們的企圖。

“責任”,就要耕耘,這正是兩黨領導人會面的意義所在。

“九二共識”只是恢復政治對話基礎,兩岸紐帶重構,必須有更完整的論述。

鄭麗文稱,和平是兩岸共用的道德與價值,國共兩黨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構建制度性、可持續性的對話和合作機制,使兩岸和平發展的走向不可逆轉。

這一論述釋出了對話和合作的善意,同時還提出了設立制度性安排的建議,如其所述,相信兩黨、兩岸交流能夠走得更穩、更持續。

不可否認,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具體如何建立兩岸對話制度性安排,估計需要兩黨以及認同統一的台灣有識之士,本著兩岸都是中華民族,只要不搞分裂,萬事好商量的態度,是可以衝破障礙拿出可操作性的方案。

當然,以目前島內氛圍,國共領導人一次、兩次的會面會談,不會一蹴而就,鄭麗文此行認同中華民族一家親、要和平反“台獨”的表述,不僅綠營跳起腳來反對,即使部分國民黨內也有人未必接受,甚至擔心會因此被進一步“抹紅抹黑”,拖累國民黨在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的選情。

困難的事總要有人站出來做,開始是一個人、一群人,一旦形成了呼喚“和平統一”的聲浪,中華民族復興的大趨勢就會變得浩浩蕩蕩,不可阻擋!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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