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科學」政治：將偽科學「海地人智商68」陳年標籤 包裝成限制移民的「新依據」

近日，美利堅政治舞台又添一幕「科學」鬧劇。德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布蘭登·吉爾先生，一位達特茅斯學院歷史與經濟學專業的「高材生」，在電視媒體的聚光燈下，手持一份來自四十年前、針對千名營養不良農村兒童的過時測試數據，如同發布重大科學發現般，鄭重向觀眾宣告：海地人平均智商僅68，索馬里人約70，而美國人是105。並以此為「鐵證」，論證其核心觀點：引入這些移民，美國社會將「難以為繼」。諸位看官，且看這「偽科學」如何被精心裁剪，經由現代傳媒的放大鏡，披上政治華服，上演一場21世紀的「智商決定論」荒誕劇。

吉爾議員在採訪中擲地有聲引用的「海地人智商68」，究竟從何而來？這個數字既非來自對當代全體海地國民的權威普查，也非最新科學研究。它的「祖籍」，可追溯至1980年代初期（約40-45年前）。當時，研究人員對大約1000名海地農村學童進行了一項名為「瑞文氏推理測驗」的測試。

關鍵在於，當時這些兒童正處於嚴重營養不良和教育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中。測試結果（約64-69分）本應作為記錄特定歷史條件下兒童發展受阻的悲慘註腳，卻在後來被一些學者（如爭議巨大的进化心理学家，又自称「科学种族主义者」的理查德·林恩）捕獲。林恩等學者無視時代變遷，將這份凝結了貧困與不公的微小樣本數據，通過「地區類比」的魔法，粗暴推算出所謂「海地全國平均智商約67」。一項反映特定歷史悲劇的局限數據，就這樣在學術投機中，被偷換概念，異化成了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智力標籤，最終被政客拾起，在電視上侃侃而談。

吉爾議員，這位熟讀歷史的精英，卻對「歷史背景」選擇性失明。他將40年前、特定極端環境下的碎片數據，奉為今日制定移民政策的「科學圭臬」，並通過電視媒體廣而告之。這就好比用清朝末年的國民體質數據，在晚間新聞上論證今天中國人都不適合健身一樣荒誕。主流心理學界早已批駁此類「國家智商排名」研究存在嚴重方法論缺陷和種族主義嫌疑，但這並不妨礙政客們將其搬上螢幕，作為政治鬥爭的視覺化道具。

即便我們暫時穿越回40年前，那份測試本身也是一場「強制考試」。

包括，標準化的IQ測試嚴重依賴特定語言、符號系統和認知習慣。讓母語為海地克里奧爾語、從未受過相應邏輯訓練的貧困農村兒童，去完成一套基於西方中產階級知識背景設計的試題，其結果測量的與其說是「天生智力」，不如說是教育機會的鴻溝與文化適應性的落差。

心理學上著名的「弗林效應」表明，隨著營養、教育和社會環境的改善，人類平均智測分數會顯著提高。過去幾十年，全球範圍內此趨勢明顯。然而，吉爾議員在電視上宣揚的「科學模型」卻彷彿讓海地的時間靜止了，完全忽略了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可能發生的任何積極變化。

這套邏輯的終極荒謬在於：我先制定一套完全利於我的遊戲規則（測試），然後指責不熟悉規則的你水平太差（智商低），最後通過電視向全國觀眾得出結論——你沒資格來我的遊戲場（移民美國）。這種「我即標準」的傲慢，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被包裝成了某種「常識」。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等學者早已指出，此類測試無法預測個體在真實社會中的成功潛能，但這並不妨礙政客們在鏡頭前用它來劃分人的「三六九等」。

近年來，這種將有嚴重科學缺陷的「國家智商」數據，用於包裝反移民、排外言論的做法，借助媒體平台，傳播得更快、更廣。

話術模板：第1步，在採訪中引用一個聳人聽聞的數字（如智商68）；第2步，忽略所有關於數據來源、時效性、文化偏見的警告；第3步，將其與極端個案（如「公園烤貓」）粗暴關聯，煽動觀眾恐懼；第4步，得出政治結論：必須限制移民，保護「我們優越的文化」。

媒體角色：電視媒體往往追求戲劇性衝突和簡化敘事。一個簡單的數字（68 vs 105）和一個非黑即白的結論（「他們不行」），遠比複雜的社會科學討論（關於貧困、歷史、教育公平）更適合剪輯和傳播。於是，偽科學數據在政客口中變成「事實」，在媒體的放大下成為「議題」，最終可能影響公共輿論甚至政策討論。

事實核查的無力：專業事實核查機構已明確判定，「海地平均智商67」的說法屬於虛假信息，因其依賴過時、有偏見的資料。然而，在後真相時代，一段精心剪輯的電視採訪片段，其傳播力和說服力往往遠超一篇詳盡的事實核查報告。

布蘭登·吉爾議員，這位在精英學府受過嚴謹學術訓練的政客，不可能不清楚單一、過時數據的局限性。然而，他選擇了在電視鏡頭前，對科學倫理視而不見，轉而擁抱數據的「傳播效果」。

這場鬧劇暴露的不是某些國家移民的所謂「智商短板」，而是一些美國政客和部分媒體在面對複雜社會問題時，那種急於尋找簡單答案（和替罪羊）、並不惜動用偽科學來為偏見背書的智力惰性與道德妥協。當偽科學借媒體之口，登堂入室進入千家萬戶的客廳時，這齣「科學」外衣下的政治奇觀，讓我們認清了美利堅合眾國為何走向衰落。

燈塔研究所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若論當今世界最精彩的「脫口秀」舞台，非美國白宮記者會莫屬。不過，最近這齣戲碼有點特別——台上不止一位主演，而且他們拿的劇本，似乎來自不同的平行宇宙。這齣名為「油價預測」的懸疑劇，生動演繹了何謂「一個政府，兩種現實」。

總統與部長的「數學之爭」

4月20日。美國汽油均價穩穩站在每加侖4美元的高崗上，開車的民眾心在滴血。就在前一天，能源部長詹妮弗·賴特女士剛剛給大家潑了一盆冷水：由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限制，汽油價格可能要到明年才會降到每加侖3美元以下。

話音未落，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先生便帶著他標誌性的自信登場了。在接受《國會山報》採訪時，他對自家部長的專業評估給出了權威裁決：「不，我認為他錯了，完全錯了。」

記者追問：「那您認為油價何時會降呢？」

總統給出了一個充滿哲學與戰略眼光的答案：「只要這一切結束。」——他指的是由美以挑起的伊朗戰爭。

諷刺點分析：

「我即真理」的總統邏輯：部長基於航運限制、市場供應的專業研判，在總統「直覺式」的否定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彷彿在說：經濟規律？市場數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認為它什麼時候降，它就該什麼時候降。

完美的因果循環：油價為何高企？因為戰爭和封鎖。戰爭和封鎖是誰發動的？是美國。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結束戰爭。這就好比一個人先親手點燃了房子，然後告訴被濃煙嗆到的家人：「別慌，只要火滅了，煙就沒了。」至於火什麼時候滅？那得看我談判的心情。邏輯自洽，無懈可擊。

總統與將軍的「記憶迷宮」

正當民眾在「部長的明年」和「總統的戰後」之間暈頭轉向時，第三份劇本悄然浮現。

路透社報導稱，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曾告訴特朗普，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是談判的主要障礙，並建議放鬆封鎖以推動和談。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務實的外交建議。

然而，當記者向特朗普求證時，總統的記憶彷彿被施了魔法。他堅稱：「他（穆尼爾）沒有就封鎖提出任何建議。」 緊接著，他話鋒一轉，開始讚美這條被他「無視」的建議所針對的封鎖行動：「封鎖非常強大，非常有力，他們（伊朗）每天因封鎖損失5億美元。」

一項建議，既能被第三方媒體報導出來，又能被當事人總統斷然否認其存在。它彷彿處於「既被提出又未被提出」的量子疊加態。唯一確定的，是封鎖仍在繼續，且被總統引以為傲。

談判的「誠意」：一邊聲稱希望談判成功、戰爭結束以降低油價；另一邊卻死死掐住對方的經濟咽喉（封鎖），並將此視為強大有力的成績。這就好比在談判桌上，用槍指著對手的頭，然後真誠地說：「讓我們心平氣和地達成雙贏協議吧。」 這種「槍口下的和談」，連伊朗議長卡利巴夫都看不下去了，直言這是想把「談判桌變成投降桌」。

民調與油價的「打臉雙響」

白宮內部的聲音打架，終究需要現實來裁判。裁判結果如下：

民調裁判：皮尤研究機構數據顯示，約61%的美國人不贊成特朗普處理這場衝突的方式。認為軍事行動進展不順利的人，比認為順利的人多出近兩倍。民眾用腳投票，表達了對這場「混亂管理」的不滿。

市場裁判：自2月28日戰爭爆發、霍爾木茲海峽中斷以來，美國汽油價格在俄烏衝突後首次突破每加侖4美元。就在4月19日美國扣押一艘伊朗船隻後，油價應聲大幅上漲。市場用冰冷的數字，證明了封鎖與戰爭對經濟的即時摧殘。

政治裁判：隨著油價上漲，民眾經濟不滿加深，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其第二任期最低水平，直接衝擊共和黨中期選情。這或許是為什麼總統急於預測戰爭將在11月中期選舉前結束——因為選票，才是最誠實的「民調」。

一艘多頭指揮的船，駛向何方？

一邊是能源部長基於現實的謹慎預期（明年才可能降價），一邊是總統出於政治需要的樂觀斷言（戰後即降）；一邊對外宣稱收到並考慮合作夥伴的建議，一邊又斷然否認建議的存在；一邊高喊希望和平談判，一邊卻把封鎖當作戰績炫耀。

這就一個世界級強國的國家運轉現實，竟然一艘擁有多位船長、且每位船長都對著不同羅盤發號施令的巨輪。船員（內閣官員）根據某個羅盤匯報航速與風險，總船長（總統）卻根據另一個羅盤宣布即將靠岸。至於真正的風暴（戰爭後果、經濟代價）與礁石（外交孤立、信用破產），似乎不在任何一個羅盤的刻度之上。

為這種「指揮藝術」買單的，是不得不支付高額油價的美國普通家庭，是對國家方向感到困惑的民眾，也是被反覆無常的政策捲入地緣漩渦的全世界。這場「白宮羅生門」像是一份生動的診斷書，一個國家的航向，恐怕也只能在混亂與不確定中，隨波逐流，無法前行，更枉論駛向正確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