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連儂與小野洋子於1980年12月8日遭槍殺當天，在紐約達科他公寓的家中，接受了三藩市一個電台團隊的訪問。
他們當時正宣傳新專輯《雙重幻想》，而這次長達兩小時的對話內容廣泛。儘管訪問者曾被警告「不要問披頭四的問題」，但連儂與小野洋子卻出奇地坦率。當天，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亦拍攝了連儂赤裸身體環抱小野洋子的著名肖像。
史提芬蘇德堡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周六，在法國南部康城舉行的第七十九屆國際電影節上，為電影《約翰連儂：最後的採訪》的拍照環節擺姿勢。（美聯社圖片/Scott A Garfitt/Invision） AP圖片
這次訪問同樣坦誠。兩人，尤其是連儂，暢談愛情、他們的關係、創意、披頭四之後的生活、撫養幼子、在床上寫歌等等。40歲的連儂聽起來像是一個找到了真正清晰人生方向的人。
連儂當時說：「我感覺今天之前什麼都沒發生過。」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周六，大衛赫德森（左起）、南茜薩斯洛、導演史提芬蘇德堡及大衛希爾曼，在法國南部康城舉行的第七十九屆國際電影節上，為電影《約翰連儂：最後的採訪》的拍照環節擺姿勢。（美聯社圖片/Scott A Garfitt/Invision） AP圖片
在紀錄片《約翰連儂：最後訪談》中，史提芬蘇德堡將這些現存的錄音帶轉化為一部作品，其揭開連儂與小野洋子神秘面紗的程度，不亞於《回到過去》對披頭四的影響。這部電影於周六在康城影展首映。
蘇德堡周六在康城接受訪問時解釋：「我被他們在整個對話中展現的慷慨精神深深吸引。這就像世界在一天之內，就在這間公寓裡發生。」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周六，導演史提芬蘇德堡在法國南部康城舉行的第七十九屆國際電影節上，為電影《約翰連儂：最後的採訪》的拍照環節擺姿勢。（美聯社圖片/John Locher） AP圖片
製作這部電影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蘇德堡決心讓音頻完整播放。他可以找到方法將大部分電影視覺化，但當對話變得更具哲學性時，仍然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
蘇德堡說：「我盡可能地解決了所有可以解決的問題，除了那個。然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好吧，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我們只是開始嘗試，但時間和金錢都用完了。這就是Meta介入的地方。」
蘇德堡接受了Meta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軟件，為這些部分創造超現實影像，這些部分約佔電影一成。當蘇德堡今年較早時公布這消息後，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一位頂尖電影製作人竟然使用人工智能？而且還是在一部關於披頭四成員的電影中？
人工智能部分（在康城受到影評人普遍抨擊）相當平庸，與特技效果沒有太大區別——沒有連儂的深度偽造影像。但它們讓蘇德堡站在了業界關於人工智能在電影製作中應用的大辯論前沿。這位曾用iPhone拍攝電影的導演，樂於參與這場討論。
蘇德堡指出：「在創意範疇之外的世界，透明度非常重要，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技術被使用和用來操縱我們的程度。我們不知道，因為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事後才偶然發現，或者通過一些告密者。我就是我自己的告密者：『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
蘇德堡續說：「我知道會發生什麼。我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我理解人們為何對這個話題有情感反應。正如我之前所說，我覺得我欠觀眾我正在嘗試創作的任何藝術的最佳版本，以及關於我如何創作的完全透明度。但是，是的，你接受Meta提供這些工具並協助完成電影，就不能不知道你會受到一些批評。這是交易的一部分。」
蘇德堡認為：「我認為在製作電影時，大多數重要的工作都無法由這種技術完成，也永遠不會由這種技術完成。當任何人都可以創造出達到某種技術完美標準的東西時，那麼不完美就變得更有價值、更有趣。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人以一定的創意信譽，在某件事上全面使用人工智能，並看看人們如何反應。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在有人越界之前，你怎會知道界線在哪裡？我不認為我正在做的事情越界了。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還不知道我的界線在哪裡。我正在等待觀察。」
蘇德堡解釋：「例如憑空出現的光圈，諸如此類。一朵黑玫瑰變成巴斯比伯克利式的東西，然後變成一朵紅玫瑰。我對與我合作的人表達得不是很清楚。很難描述我想要看到的畫面。這項技術的好處是至少能夠快速地在我面前呈現一些東西，讓我能夠作出回應。」
蘇德堡表示：「我已確定我的原則是：它必須是必要的。這是實現我想要看到的唯一方法嗎？這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嗎？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你會看到很多人使用人工智能做的事情未能通過這兩個挑戰。」
蘇德堡說：「我需要一種方法在視覺上追隨他們在飛行中的狀態，否則我就沒有盡到我的職責。很難判斷我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與這項技術找到平衡。我認為我們會找到的。單看這項技術在電影製作行業中的應用，每個部門都或將會與它建立非常不同的關係。我與它的關係會與編劇、演員、服裝設計師、美術指導、音效師不同。」
他續指：「每個創意人士都會有自己的視角，並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響。我們內在渴望為如何處理這件事設定一個簡單模式，這是問題的一部分。我不認為這是可能的。我不認為存在一刀切的解決方案。」
蘇德堡最後說：「尤其是他摧毀男性搖滾巨星神話的強烈願望——在當時沒有人有這種心態的時候。這很鼓舞人心。我希望年輕人看了之後能從中領悟到：這個人從一開始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對所有事情都說了真話。他天性如此。而且他具建設性。他非常有主見，但也非常深思熟慮，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我們能否做得更好？我們能否在這個星球上成為更好的人類？」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