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終於落案控告包括佔中三子在內的9人「公眾妨擾罪」，同時檢控警司朱經緯涉嫌在佔中期間執法時打人。佔中發起人說，檢控摧毀不了他們爭取民主的決心。我卻認為檢控可以挽回對法治的信心。
讓我們回帶看看佔中怎樣發生。2013年政府開始計劃推動政改，同年1月，港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首次提出佔中概念，認為要爭取真普選，就要準備佔領中環這個殺傷力更加大的武器，以公民抗命的違法行為，長期佔領香港的政經中心，逼使北京改變香港的政改立場。
現在回看，佔中只是親泛民學者提出的一個愚蠢計畫，結果被有心人「煲大」。佔中三子走到台前，但整場運動卻不受他們的控制。示威者違法佔據路面79天，造成至今仍無法彌補的影響。
有人可能說佔中又沒有死人，有什麼影響呢？我認為佔中有三大負面影響，毒害深遠。
第一是揚棄香港寶貴法治精神。佔中之後我與內地一位教授談起這場運動，他搖頭嘆息說，自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一直是內地學習的對象，內地知識分子視香港為法治及自由的階模。然而佔中的時候，法庭頒出臨時禁制令，要阻街的示威者撤走，無論是法律學者或者法律界議員，都說法庭的禁制令可以不遵守。無視法治的程度，令他們對香港感到幻滅。
內地教授認為佔中就似他們年青時親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年青人否定法律，以造反的方式，對抗權威，結果破壞了一代人的法治觀念，大家覺得用暴力無問題。他這番話，令我深有感觸。
第二是激進思潮冒起。佔中運動由泛民學者提出，激進派大力贊成，傳統泛民被動參與。如果佔中的目標是爭取民主，結果沒有為香港民主帶來寸進，既爭取不到他們想要的真普選，卻成功推翻了政府那個先提名篩選、之後有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政改方案，沒有增加市民的投票權力。
但佔中的副作用是本土自決派大力搶奪選票，一下子就搶佔了泛民三分一地盤。2012年立法選舉，泛民與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是56%對44%，在泛民的56%得票當中，傳統泛民得票41%，激進泛民得15%。
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反對派與建制的得票比例仍然是55%對45%，反對派整體得票無寸進，但反對派的55%得票中，傳統泛民得票大跌到29%，而激進泛民跌到7%，本土自決派急升到19%。即是經過了一場佔中，泛民把自己三分一的地盤供手讓予本土派，這對發展民主是好事還是壞事?
第三，是逼令阿爺強硬回應。據悉在佔中之初，阿爺為怕香港出現不能控制的亂局，怕政府總部可能被示威者佔據，曾經考慮派出解放軍協助警察平定佔中運動。後來多方人士力勸，指反對中國的人，就是想拍得一張解放軍走出中環的照片，藉此證明「一國兩制死亡」，游說阿爺盡量忍耐，結果阿爺暫緩派出解放軍的計畫，佔中運動最後拖延了79天才結束，過程凶險，外界所知甚少。連解放軍都差不多要出動，之後中央亦對香港戒懼甚深。不要當無事發生，好了傷口忘了痛。
總括而言，這三個負面影響，毒害深遠。佔中之前，我已經提過，泛民如果想用公民抗命方法爭取民主，可以學印度的聖雄甘地，長期絕食即可，無需要違法佔路。一個愚蠢的計劃，令到香港的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如今正是撥亂反正，回歸法治的時候。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