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場佔中運動，事後睇番看來是由一個矇查查的學者戴耀廷發起，搞出79日風波，後遺症不絕，大家現在還在承受那場運動的惡果。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評論法官對雙學三子的判詞，認為是正常判決，他批評佔中者當日話「公民抗命、無畏無懼」，如今是「求仁得仁」，他亦都指責戴耀廷是佔中發起者，要為事件負很大責任。戴耀廷就反駁話，為何將責任完全推給抗爭者，他認為其他人無走出來，只是由年青人走出來，他質疑無走出來的中年人都要負上責任。
老老實實真是不太跟得上戴耀廷的邏輯，其一不明白為何所有中年人都要走出來抗爭，不抗爭就要負上責任。其二石永泰與法庭都無話要將責任推給年輕人，而只是在說發動違法暴力抗爭的組織者。
恐怕戴耀廷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覺得年青人出來違法抗爭就代表正義，而他自己就是正義的導師，一切不參加他們正義行為的人就是邪惡，所以法庭判抗爭者有罪亦都是不公義。伴隨住這種「我代表公義」的思維，就是一種雙重標準式的指控。
第一，今天批評上訴庭加重三子刑期是政治判決的人，他們不會批評法庭判打人的七警坐兩年監，這種判對家用暴力坐監就是對，判己方用暴力坐監就是政治決定的說法，充滿著雙重標準，邏輯欠通。
第二，如今《紐約時報》話要提名黃之鋒攞諾貝爾和平獎，不知道《紐約時報》過去有沒有提名過佔領華爾街的發動者攞和平獎呢？戴耀廷這條佔領中環的橋，只是抄襲佔領華爾街而來。當日美國的示威者為了反對美國制度不公，違法佔領華爾街，這些行為不被《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所接受，美國政府更出動反恐小組用特務滲透方式瓦解這場運動。
如果《紐約時報》的標準一以貫之，它早就應該提名佔領華爾街的人攞諾貝爾和平獎。如果佔領自己國家的人係犯罪者，佔領香港的人就應該攞和平獎，這個理念又點說得通呢？
這些西方媒體或者政客，都是站在自己國家的利益立場講說話，客觀上在別人屋企放場大火，但就不想在自己後園點蠟蠋，怕惹起火災。
在這些雙重標準評論的背後，其實牽涉不同政治理念的對方鬥爭，戴耀廷邯鄲學步，發動了一場自己控制不住的運動，沒有為香港爭取到民主，只令香港人分化。佔中完結時，仍有26%的人支持佔中，這不是一個小數目，香港730萬人口中，扣除老人及小孩，活躍的人口約600萬一點，26%都等如156萬人；到後來的暴動，也有5%等如30萬人支持，他們是佔中的死硬支持者，當然會對佔中發起人特別是雙學三子被判坐監有很大不滿，質疑法庭不公。
但真正的問題是香港珍視的法治制度，正受著政治衝撃。法庭處理政治事件時，基本上秉持公平原則，按法律辦事，對雙方施行暴力者都施加阻嚇性懲罰。如今反對判黃之鋒入獄的人打出「釋放良心犯」的口號。他們表面上質疑法庭作政治判斷，實際上他們卻正正叫法庭作出政治判斷，判斷甚麼是有良好動機的「良心犯」，犯了事也要輕判。
如果爭取真普選是一種良好動機，那麼爭取土地正義是否另一種良好動機呢？若然如此是否可以馬上發動一個佔領土地運動，叫輪候不到公屋的居民去佔領土地建寮屋？即使發生暴力衝突、傷人死人，法庭都應該基於這些人的良好動機崇高理想，而不應該判他們坐監呢？
整件事歸根究柢是戴耀廷之流發動一場他們控制不到的運動，以一個他們號稱「以法達義」的崇高原則，破壞本地法治，口頭就聲稱會承擔責任，實際上事到臨頭就不想承擔，發動群眾向法庭施壓。如果任由這些情況發展下去，香港的法治，好快就會玩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