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學生佔領校內語文中心8小時，浸大校方最終決定兩名涉事學生暫時停課。有浸大學生揚言會罷課支持這兩名學生，也有街外人要挺他們，事件看來仍會繼續鬧騰下去。
有建制派人士質疑，整件事情將會變成一個選舉工程，藉此在311補選中鼓動公眾對反對派候選人的支持。
是耶非耶，很難評說，但西方民主國家近年的確很流行政治操弄。總統或者首相不把心思放在謀劃長遠的國家發展政策，反而四出搜羅政治「謀士」。這些人擅長形象打造和政治包裝，最喜歡造假消息抹黑對手、遙控媒體、操弄選情。當年小布殊政府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就是當中的典型人物，香港稱這類人為政治化妝師。
由於美國總統每四年選一次，期間又有國會中期選舉，總統執政兩年，又進入一個選舉狀態，所以政治化妝師大行其道，總統搞化妝就變成執政策本業，本末倒置。
為什麼香港有很多人嚮往西方的民主政制呢？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對民主理論不甚了了，大家只是在追求民主的「工具價值」，即是導向目的的手段。嚮往民主制的工具價值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良好治理，二是經濟發展，三是公平正義。人們認為專制體制，管治差劣、發展不前和財富分配不公，認為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改變這些現狀，香港追求民主政制，大體上也是如此。雖然領頭的「精英」或有理念追求，甚至有外國撩撥的身影，但追隨的民眾，多多少少都只看民主的工具價值。
香港的經發展不錯，但越來越多人詬病政府沒有良好的治理，更認為香港最缺的其實是公平正義。港人追求法治的目的也類似，大多數人支持法治的追求，並非像香港大狀精英只純從理念出發，而是認為法治有「工具價值」，可以維持安全而穩定的生活環境。
佔領運動在西方的發生，主要是針對「1比99」（1%的人壟斷了99%的財富）的不公。但佔領運動無可避免帶來了破壞法治和宣揚暴力的後果。搞佔領運動就如那些政治化妝師包裝政治一樣，有很突出的短期效果，可以即時吸引巨量的眼球和眾多人的參與，令運動看似相當成功，但從核心破壞了公眾對民主制度的支持。
佔領運動過後，對參與運動者而言，並沒有帶來公平正義的效用；但對社會而言，也不會帶來政府的良好管治。最大的問題是運動具有破壞法治和暴力的本質，只會剝奪了人們的安全感。我已聽到不少人的評論：如果民主制度只會帶來粗口和佔領，不要民主反而會更好。
我不知道這場浸大佔領風波，是否有人設計，或者被人利用作為一個選舉工程。如果有的話，這些政治操控者，絕對是低手而不是高手，將會贏了戰役，輸掉戰爭，將民主制凌遲處死，因為他們從核心上破壞了市民大眾對民主制度的支持。試想父母辛辛苦苦供養子女入讀大學，子女變成一個粗口爛舌、包圍辱罵師長的人，如果民主是這樣的話，又怎可以繼續支持呢？
盧永雄
浸會大學部分學生因為不滿豁免修讀普通話的「普通話豁免試」要求太高，佔領語文中心八個小時。事件亦引發社會關注浸大學生的普通話達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畢業的要求。
事後浸大宗教哲學系教授羅秉祥一方面批評學生的佔領行為，但又表示浸大雖然用心良苦，但不合時宜，政治氣候大變，要讀好普通話才能畢業的要求，已不受歡迎，學生沒有動機上普通話課，很難順利進行，對師生都是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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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世代，學生兇猛，老師溫順，為人師表也要講好說話去討好學生。羅教授的講法等如説：「學生不喜歡，就不要學算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很多東西都不用學了。大部分學生都不太愛上課，也不太喜歡學習，這是人之常情，什麼也可以不學了。
講起學習普通話，我想講講我自己當年的經歷，是印象深刻的「瘀」事。話說1984年我還讀大學三年級，當時做學生會，我們與國是學會合辦搞了一個交流團訪問福州。國是學會由一名普通話很棒的同學當團長，他們要我做副團長，我心想有團長頂著沒有問題，誰知訪問團抵達福州就出事了。團長患上重感冒，開不了聲，所有需要說話的場合就由我這個副團長頂上。我讀中、小學的時候，完全沒有學過普通話，讀中大時，雖然有很多來自台灣來的老師，但他們不是用英文，就是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授課，我的普通話真的是極其普通。
這樣難題就來了，主辦單位通知我們，福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將會接見訪問團，並會在翌日發表講話，也邀請我們發表演說。我寫了講稿之後，就到處找普通話說得比較好的同學惡補惡補，反覆讀著這份長長的講稿。當天我口震震地逐隻字從口中擠出講詞的狼狽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講的所謂普通話，其實只是把粵音改一改，便當成普通話。當時我見到在場的福州官員們若無其事、正襟危坐，但我的同學團友卻人人「震騰騰」，忍笑忍得很辛苦，有些甚至努力掩著嘴趴在桌子上，以免發出笑聲！最終讀完講稿，真有彷如隔世的感覺。事後團友笑著「安慰」我，他們聽得懂我的「廣東普通話」，但相信內地官員可能連一個字也聽不懂。
經過了這次慘痛事件，我深以為恥，馬上在中大修讀普通話課。畢業之後當了記者，又修讀了多個由職訓局搞的新聞從業員普通話訓練課程，不知道是否同學的水平不高，還連續拿了兩次學業優異獎。我當年學普通話，並沒有想過要為職業前途鋪路，只是看成一種溝通的需要，因為當時已覺得，無論是新聞行業或者香港整體，與國內的溝通越來越多，掌握普通話，溝通能力好一些，做任何事情都會方便一些。
1984年的中國與2018年的中國，已經大大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大了很多。就算在香港工作，很多時候也要與內地人溝通交往。連普通服務行業的基層人員，對普通話的要求也日漸提高。要求大學生有一定的普通話水平，並不為過，事實上，作為大學生，學好普通話並非很難，相信會比本科更容易。
「如果學生不喜歡就由得他們不學」的講法，最終只會害了學生。說難聽一點，本地學生若想和內地人吵架，普通話不行，肯定輸給人家，再被人拍片放上網，就真是貽笑大方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