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大學部分學生因為不滿豁免修讀普通話的「普通話豁免試」要求太高，佔領語文中心八個小時。事件亦引發社會關注浸大學生的普通話達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畢業的要求。
事後浸大宗教哲學系教授羅秉祥一方面批評學生的佔領行為，但又表示浸大雖然用心良苦，但不合時宜，政治氣候大變，要讀好普通話才能畢業的要求，已不受歡迎，學生沒有動機上普通話課，很難順利進行，對師生都是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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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世代，學生兇猛，老師溫順，為人師表也要講好說話去討好學生。羅教授的講法等如説：「學生不喜歡，就不要學算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很多東西都不用學了。大部分學生都不太愛上課，也不太喜歡學習，這是人之常情，什麼也可以不學了。
講起學習普通話，我想講講我自己當年的經歷，是印象深刻的「瘀」事。話說1984年我還讀大學三年級，當時做學生會，我們與國是學會合辦搞了一個交流團訪問福州。國是學會由一名普通話很棒的同學當團長，他們要我做副團長，我心想有團長頂著沒有問題，誰知訪問團抵達福州就出事了。團長患上重感冒，開不了聲，所有需要說話的場合就由我這個副團長頂上。我讀中、小學的時候，完全沒有學過普通話，讀中大時，雖然有很多來自台灣來的老師，但他們不是用英文，就是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授課，我的普通話真的是極其普通。
這樣難題就來了，主辦單位通知我們，福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將會接見訪問團，並會在翌日發表講話，也邀請我們發表演說。我寫了講稿之後，就到處找普通話說得比較好的同學惡補惡補，反覆讀著這份長長的講稿。當天我口震震地逐隻字從口中擠出講詞的狼狽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講的所謂普通話，其實只是把粵音改一改，便當成普通話。當時我見到在場的福州官員們若無其事、正襟危坐，但我的同學團友卻人人「震騰騰」，忍笑忍得很辛苦，有些甚至努力掩著嘴趴在桌子上，以免發出笑聲！最終讀完講稿，真有彷如隔世的感覺。事後團友笑著「安慰」我，他們聽得懂我的「廣東普通話」，但相信內地官員可能連一個字也聽不懂。
經過了這次慘痛事件，我深以為恥，馬上在中大修讀普通話課。畢業之後當了記者，又修讀了多個由職訓局搞的新聞從業員普通話訓練課程，不知道是否同學的水平不高，還連續拿了兩次學業優異獎。我當年學普通話，並沒有想過要為職業前途鋪路，只是看成一種溝通的需要，因為當時已覺得，無論是新聞行業或者香港整體，與國內的溝通越來越多，掌握普通話，溝通能力好一些，做任何事情都會方便一些。
1984年的中國與2018年的中國，已經大大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大了很多。就算在香港工作，很多時候也要與內地人溝通交往。連普通服務行業的基層人員，對普通話的要求也日漸提高。要求大學生有一定的普通話水平，並不為過，事實上，作為大學生，學好普通話並非很難，相信會比本科更容易。
「如果學生不喜歡就由得他們不學」的講法，最終只會害了學生。說難聽一點，本地學生若想和內地人吵架，普通話不行，肯定輸給人家，再被人拍片放上網，就真是貽笑大方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