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案審結，地方法院法官陳仲衡對佔中九子的判詞嚴厲，但判刑手鬆。法官仁慈，基本上有一個反效果，就是公眾對事件的反思不會深入，甚至被部份人把被判刑者扭曲成英雄，法官是加害者。這裏涉及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法治問題。
法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佔中發起人一開始就從理論上就否定法治，採取「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把違反法治的行為，昇華到法治的最高水平，稱之為「以法達義」。他們指稱，因法律不公義，就可以不遵守，這才是達到正義的方法。確切點說，他們鼓吹的應稱為「違法達義」。
恕我才疏學淺，對政治學研究不深，但30多年前涉及這學科時，書本已教導西方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分別。在於西方講求程序公義，要按法律、規則和程序辦事，即使最後得的結果很荒謬，在法律或規則修改之前，也要依從。但社會主義制度講求目標理性，為追求理想平等的社會，即使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也無可厚非，而西方的法治就更被指為是資本家統治的工具，這是一種以目標合理化行動的手法。幾十年過去，我覺得這理論框架仍然有效。
但世界輪流轉，聲稱是民主派的佔中發起人，相信法律不一定要遵守，違法可以達義。倒過來仍在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央政府，卻苦勸香港人要守法。世情荒謬，莫過於此。
「違法達義」的思維其實極其危險，關鍵是甚麼叫「公義」，完全由運動領導者去界定，過去的革命者，上台後可以變成獨裁者，由於已否定法治，對掌權者就毫無制約。
圖: 唐德剛的《袁氏當國》。
法治應該先於民主，早在百多年前，已有很好的歷史經驗說明之。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著作《袁氏當國》中，講述民國初年袁世凱執政的狀況，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當時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主要是同盟會的一群革命分子，本想仿效美國的總統制，讓總統有較大權力，但當時清廷苟延殘喘，時任滿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坐擁重兵，民國新政府若得不到袁的支持，清朝皇室不會和平遜位，戰禍難息。所以革命成功後，新政府有虛位以待袁世凱的想法，結果就把總統制的構想，改為總理制，改總統為虛君，總理才握實權，想用一個虛位總統套住袁世凱。
圖: 袁世凱。
結果袁世凱真的接任大總統，但這個因時制宜的總理制就完全發揮不到作用，袁世凱找了其副手唐紹儀任總理，但上任後，唐紹儀就被擱置一旁，袁世凱的手下經常說：「唐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了。」其實這只是袁世凱欺壓唐紹儀的手段，結果唐紹儀上任3個月就失蹤離去。
袁世凱想做皇帝，個人權力高於法治，唐德剛總結說：「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裏，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後階段，才能實現。」唐德剛的立場並不保守，十分反共，對毛澤東的批評甚為兇狠，由此可見他對中國人搞民主制的評價並無偏見。如今距離袁世凱無法無天搞民主的年代已有107年，但佔中時仍然有很多放棄法治去搞民主的理論，大行其道，難道真如唐德剛所言，中國要有法治民主，真要等200年？
香港的群眾運動領導既不讀歷史，也不研究理論，只會跟隨西方，一哄而上，貿貿然否定法治。萬一我們得到這種無法治的民主，等到這些群眾運動領袖上台，按他們的公義標尺去施政，後果可以相當恐怖。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