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立法會審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委員會開了兩次會，也選不出主席，非常離奇。整件事源於按立法會議事規則，召開法案委員會，先由委員會內最資深的議員主持會議，選出委員會主席。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內，最資深的議員是民主黨的涂謹申，於是由他主持會議。反對派空群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立場眾所周知，他們在會議中提出大量規程問題，質疑這樣，質疑那樣，令到會議始終未能進入選舉主席的程序。
或許因為建制派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立場也非一致，所以在過去的兩星期，都未有採取行動。近日內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的李慧琼說，應該要在星期六召開特別的內會，由內會向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作出指引，改由建制派最資深的議員石禮謙主持會議。
事件再惹起爭論，涂謹申於5月1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如果立法會這樣做的話，就有人會提出司法覆核，質疑立法會的決定。坊間盛傳將會成為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打電話到電台當場與涂謹申「駁火」，說「俾埋律師費你涂謹申去打官司」，言下之意是司法覆核不會成功。
社會大眾或許會對這些議員無日無之的爭拗，覺得厭煩。撥開當中的迷霧，涂謹申作為委員會主持人，他的主要職務是協助委員會選出主席和副主席，然後把主持會議的工作交給主席，就算完成任務。這樣簡單的工作，一般情況只需15分鐘就可以完成，但涂謹申卻連續主持了兩次會議，也選不出主席，主要因為涂容許反對派議員不斷地提出規程問題爭拗。
造成這樣的結果，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涂謹申有偏見，第二就是他無能。反對派一直以來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而涂謹申所屬的民主黨，更因此叫特首林鄭下台。涂謹申對修訂草案有偏見，不想立法會順利審議條例，就縱容反對派拉布，這個可能性非常高。
退一萬步說，涂謹申沒有偏見，想公正無私地主持會議，但開了兩次會議也不能完成簡單的選主席任務，就足證他相當無能了。無論他是有偏見抑或無能，都不適合再主持會議，否則會議可以無休止地拉布下去，拉到7月中立法會會期結束，仍然選不出主席。在這種議會失效的情況下，內務委員會干預也十分正常。
就司法覆核問題，香港的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是兩個獨立機構，司法機關極少干預立法會的決定，要法庭同意就立法會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成功機會非常渺茫，這也是謝偉俊說願意「俾埋錢涂謹申去打官司」的原因。所以司法覆核之說只是靠嚇。
拉闊一點看，特首林鄭早前提過，本年度立法會的工作並不順暢，她亦沒有足夠政治能量解決行政與立法關係問題。反對派不斷「拉布」，她提出3件事，第一是《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主席都選不到；第二是立法會大會審議預算案撥款時，又再出現因反對派點算人數而流會，幸好議事規則修訂後，立法會主席可馬上再召開會議，否則預算案整個撥款條例的通過便會延誤。第三是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問題，至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新工務新工程只有88億元，相對於政府準備尋求批准的1700億元工程，只佔5%。
反對派又再拉布，證明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提出的所謂「大和解」，實質上已經破了產。由於政府想與反對派和解，不斷地向其釋出政策利益，例如大筆教育撥款，但反對派利益照食，對政策照反對，連拉布也未有停過。政府和立法會也別無選擇，為了大局，只能剪布。
盧永雄
昨日講到107年前中國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實行初生而且脆弱的民主制。當時百廢待興，中華民國選出袁世凱作為大總統，讓清朝皇帝和平遜位。初步穩住局面之後，就籌備議會選舉。
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選舉的議會也由參、眾兩院組成，大方向抄美國制，參議院議員主要來自22個行省，每省派出10人，另外，由學者組成的「中央學會」選出8人，再加上華僑選出的6人，組成參議院。眾議院按人口比例產生，每80萬人選出一名眾議員，而每省最少有10名眾議員。當時的參眾兩院一共有800名議員，被稱為800羅漢。不過，由於民智未開，對選民資格設立交稅等嚴格限制，在當時4億人口中，據說只有4293萬人在這次選舉投了票。
在這個民主雛型選舉中，政黨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國民黨革命家宋教仁，曾在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內閣任農林總長，唐紹儀退位，他亦離職。宋教仁是理想主義者，政治能量極高。大總統袁世凱一直希望籠絡宋教仁，在宋教仁離職時給了他一本空白支票簿，讓他可以隨意使用，但為宋教仁拒絕。
宋教仁一直倡導責任內閣制，想限制袁世凱的總統權力。他在1912年8月把同盟會改組成國民黨，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原想推舉孫中山作為主席，但為孫中山所婉拒，而宋教仁則當選為理事長。國會隨即進行選舉，正如歷史學家唐德綱所言，袁世凱這類古典政客，善於抓權、抓錢、抓軍隊。但宋教仁這種新政客，卻長於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結果國民黨在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在800個議席當中，奪得392席位，成為第一大黨。宋教仁有望組織一個清一色由國民黨人組成的政黨內閣，由他出任總理。
宋教仁
宋教仁到各地巡迴演講，各地的歡迎會都是人山人海。他在國民黨湖北支部演講的時候，竟然赤裸裸地批評袁世凱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部，我們起來革命」云云。宋教仁鼓吹「第二次革命」的言行，自然大招袁世凱之忌，結果觸發民國初期違反法制的兩大錯事。
第一、 宋教仁遇刺。當時31歲的宋教仁年少氣盛，心比天高，自命不凡，犯上很多政客在選舉中得勝後志得意滿的通病。1913年3月20日，在國會召開前夕，宋教仁和部份國會議員同行北上，步入上海車站時，即遭預伏殺手狙擊，腰部中彈，子彈斜入腹部，宋教仁在兩日後身亡，國民黨人深信是袁世凱指使人落毒手。宋教仁這個革命志士，躲過起義歲月的血雨腥風，卻躲不過民主盛世的權力傾軋。袁世凱要玩這個共和遊戲，但又不接受議會選舉失敗的現實，以違法手段了結對手，破壞法治，莫過於斯。
第二、 討袁之役。宋教仁遇剌，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群情洶湧，就繼辛亥革命後，發動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稱為「二次革命」。一時間江西、江蘇、安徽、上海、廣東等地宣布脫離北洋政府獨立。但講武力，當時的革命派根本不是袁世凱的對手，最後北洋軍全面擊潰革命軍，事件告一段落。袁世凱違法在前，革命派搞武裝鬥爭違法在後，革命派沒有清楚盤算敵強己弱的形勢，難免失敗告終。而中國的共和政體，一開始就上歪路，從沒有開花結果。
107年前的教訓，如今歷歷在目。初生的民主制最需要法治保護，離開法治就要以流血告終。很多人批評中國現時的法治仍是半桶水，但有半桶水，總好過無水。我們希望中國由半桶水變成一桶水，香港那能帶頭先把自己那半桶水倒掉呢？破壞法治，就是民主制的罪人，並不是什麼英雄。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