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莫須有」的罪名向華為亮劍，連外國人都看到，這不止貿易戰這麼簡單，美國有著全面遏制中國的動機。
最近看到英國廣播公司(BBC)外交特派員Jonathan Marcus的一篇文章，題為「華為之戰告訴了我們中美的關係」。他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講述美國壓制中國崛興的意圖。
Marcus一開始就界定華為事件以至中美貿易戰，不單是商業糾紛或爭奪市場利益那麼簡單，而是更根本的國力之爭，有重大戰略意義。西方世界正重溫一個基本道理，經濟力量是國力之本，而經濟實力更是發展軍事力量的先決條件。在過去兩個世紀，西方對此道理了解得一清二楚，西方資本主義和軍事革命，相輔相成。商業和經濟實力的長足發展，令西方在17、18世紀發展出多個海洋帝國，到19世紀出現的蒸汽機革命，更將之推向頂峰。
時光流轉，到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稱霸世界，在一段短時間內，令美國成為全球唯一核武超級強國。後來蘇聯曾經在經濟和軍事上想挑戰美國，但其國力不能持續。到蘇聯解體後，美國再次成為全球無遠弗屆的單一超級強國。
Marcus認為美蘇冷戰的經驗有啟示性，並不因為這兩國對抗和如今中美之爭可堪比擬，事實恰恰相反，而是目前中美的經濟對峙，和美蘇冷戰大不相同。蘇聯當年的經濟是完全和西方界割裂，其科技力量除了少數項目外相對落後，西方的禁運，阻止了各種技術流入蘇聯陣營。
而中國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國巨大的經濟和製造業基礎，和國際經濟體系緊密相連。如今要把中國從環球關鍵的經濟活動切割出來，或許已經太遲。中國的成長速度非常獨特，十年前美國經濟仍是中國的三倍，如今中國已經追近。
美國在現代世界，從未遇上一個經濟實力和她相若的對手，不要說在某方面超越她的對手。這是全新局面，令美國要重新思考這種經濟競爭：反思是否應該將經濟考慮先放下，而要先考慮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
經濟實力與國家戰略的關係，中國十分清楚。在19世紀，中國就是西方國力強盛時的擴張主義和海盜貿易行為的受害者。反而在西方世界，無論是鴉片戰爭或當年對印度支那的突襲行為，早已被遺忘。如今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並不是簡單的開發市場或採購天然資源的舉措，而是反映其深層的戰略目標，這是一個在全球關鍵地區建立港口的長遠計劃，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政策，去保障中國未來的經濟，作為發展國力的關鍵。
Jonathan Marcus相信中國部署「一帶一路」策略，是因為意識到美國和日本不一定是中國長遠的貿易夥伴，中國要向發展中國家的龐大市場進發，那裏有數以十億計的人口。中國的經濟短期內或許會放緩，但一個消息靈通的中美問題專家告訴他，「中國有工程人材，中國有專注的領導層，中國有市場導向的決策，著眼於長遠目標。」
Marcus的結論是在不久之前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策略，仍然只是要中國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之一員」，只要中國跟經濟規則玩，便會接受她。但如今中國崛起勢頭不止，美國現在的議論變成要「遏制中國」，但這引來一個簡單問題，「中國是否已大到不能被遏制？」
請勿怪我長篇引述Jonathan Marcus的文章，他對中美行為的深層分析，比較客觀透徹。香港有些人天天在預估中國即將崩潰，就沒有老外看得那麼冷靜理性了。
盧永雄
BBC文章原文：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8397081
在逃犯條例爭議聲中，突然傳出旺角暴動案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負責人黃台仰及李東昇，去年獲得德國給予難民身份消息，他們後來接受訪問，透露原來去年8月，已獲得難民資格。黃台仰又說，在等待德國審批難民資格時，因前路未明，心情忐忑，未能認真學習德文，現在得知難民身份獲批，放鬆下來，會規劃自己的前路，計劃在德文合格後，在德國進修哲學和政治學。
姑勿論是否認同黃台仰政治觀點，但看見他流亡海外，的確令人傷感。過去幾十年，特別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看過太多異見份子海外流亡故事，開始時都好像充滿愉悅，最後大多是悲劇人生。
很多流亡海外的異見份子，在本來的國家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或許是有影響力的學者，更多是政治領袖，但流亡海外後，取得難民資格，成為異鄉人，但一生也脫不了流亡身份，無法融入當地社會，諻論取得成就。流亡之初是最風光的歲月，即有許多傳媒訪問，也有政府人員的關顧，但兩、三年過去，燦爛之後，歸於平靜，接著就是幾十年的流亡生活。
大家不知是否記得，八十年代名噪一時的內地政治學家嚴家其，他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當時是內地極有影響力的政治學者，1989年六四後他流亡海外。一位傳媒朋友後來說，他可能害了嚴家其。早在1989年5月，當時內地學運開始不久，他是第一個訪問嚴家其的外地記者，其後就引來無盡的訪問，嚴家其不斷對學運發展表態，六四之後被逼流亡海外，現居美國。傳媒朋友反問自己，若不是他開了一個頭訪問嚴家其，嚴家其的人生會否改寫？
很多年後，一些傳媒朋友後來曾到美國探訪嚴家其，在他那個家徒四壁的住房，過著清苦的生活。他招呼到訪的朋友用餐，打開壁櫥，裏面裝滿了即食麵，嚴家其更打趣說，其實即食麵相當好吃。
嚴家其現在仍醉心研究政治學，但離開中國後，嚴家其也斷了根。特別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與30年前大不相同，在大洋彼岸，又能作什麼實證研究？政治學者一旦離開了生根的地方，就像植物離開大地，變成室內小盆栽一樣，很難茁壯成長，不枯萎已經偷笑。試想若嚴家其當時若沒有積極評論學運，未涉入那場風波，繼續留在內地，他的人生可能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30多年前讀政治學時，曾讀過一篇論文，講述前蘇聯如何對待異見份子，由開始時和異見份子在國內激烈鬥爭，到後來發明了新辦法，把異見份子送到外國，當時著名異見份子索忍尼辛被送到外國。
異見人士在本國是反對派政治領袖，但到了外國，大多不能進入主流社會，因為生活坎坷，即使在小小的異見份子群體中，也有激烈的人際鬥爭，看70年代甚著名的異見份子魏京生，出獄後到了外國，在民運人士之間也衝突不斷。上述那篇論文的結論是，把異見份子送到外地，就是結束他們影響力的最佳方法。
黃台仰若選擇留在香港接受審訊，可能判處三數年刑期，扣減假期，兩年多就可出獄，之後就可重獲新生。如今流亡德國，表面上好像很風光，但未來幾十年就要長期面對流亡生涯。
89年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學生，極少數能成功的人之一就是李錄，他變為一個基金經理，他本來是南京大學高材生，在美國入讀哥倫比亞法學院，相信他有很強的學術能力，才能蛻變翻身。
黃台仰要在德國如此嚴苛的學術環境，出人頭地，相信也非易事。流亡生活，摧毀人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