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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西方逼我們硬食暴力示威?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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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西方逼我們硬食暴力示威?

2019年06月06日 19:43 最後更新:20:21

在旺角暴動案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及李東昇, 獲德國政治庇護。他們在德國柏林開六四座談會, 解釋他們棄保潛逃的原因。黃台仰說潛逃是因為不信有公平審訊, 又話如果人人坐監,不會有人在國際講述香港的情況, 還呼籲香港人要繼續鬥爭。

黃台仰逃避暴力示威的罪責,連「沒有人在國際講述香港情況」 這種歪理也講得出口,真正愧對正在坐牢的戰友梁天琦。 黃台仰於前年逃往德國,於去年5月已經獲得德國政治庇護, 事件一直沒有曝光,黃台仰在這兩年也沒有露面。直至今年5月, 中美貿易談判破裂,美國《紐約時報》 隨後就爆出黃台仰獲德國政治庇護的消息。

為什麼黃台仰於去年獲得政治庇護之後,卻沒有露面呢? 相信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德國想低調處理事件,不同意把事情公開。 消息最終由美國爆出, 很明顯是美國要借這個消息作為攻擊中國的武器。

2016年的旺角暴動,磚石橫飛。 這場暴動由黃台仰及梁天琦的本土民主前線策動, 而德國卻給予暴力激進示威組織者難民身份。 我們不妨看看德國又是怎樣的狀況。德國近年右翼政治運動興起, 鼓吹排外的右翼「另類選擇黨」,成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就在去年 9月,薩克森州城市開姆尼茨因為一件性騷擾事件,引起街頭毆鬥, 最後觸發右派團體發動一系列的排外遊行活動,與左派陣營對峙, 最後演變成互擲石頭和襲警的暴動。

德國警方認定暴力示威是由右派「另類選擇黨」和德國右翼的「 足球俱樂部」召集,暴動最後導致一人死亡。 德國總理默克爾強烈譴責極右的民粹分子在開姆尼茨的示威行動, 稱德國大街上不允許仇恨,德國政府事後拘捕激進的示威者。

這還不止,自從右翼思潮氾濫,觸發連番暴動之後, 德國政壇興起要求國內情報機構聯邦調查保衛局監控「另類選擇黨」 的聲音。去年9月,聯邦調查保衛局局長馬森,被指為同情極右派, 結果被免職,其後相信德國情報部門已開始監控「另類選擇黨的」 行動。

德國總理默克爾大力反對開姆尼茨的暴力示威。

德國總理默克爾大力反對開姆尼茨的暴力示威。

德國不但反對國內的暴力示威,就連法國的「黃背心」示威也反對。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塞柏特早前便表示,巴黎的「黃背心」 運動變成暴動,令人害怕,這與和平民主抗議無關。 對於法國政府極力保障公共秩序,德國政府表達支持。

德國政府大力反對國內右傾激進主義者發動的暴力示威, 也反對法國基層民眾發動的「黃背心」示威, 甚至啟動情報部門全面監控極右的政治組織。那麼, 為什麼德國政府在反對國內甚至法國的暴力示威的同時, 卻同情香港的暴力示威組織者,還給予其政治庇護? 難道德國和法國的公共秩序至關重要, 而香港的公共秩序卻不值一提? 試想如果德國開姆尼茨暴動的組織者,為了逃避起訴,跑來香港, 香港又給予政治庇護,德國人會有什麼感覺呢?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吧。

我不明白為什麼西方國家會有如此的雙重標準, 也不明白黃台仰這些畏罪潛逃的暴力示威分子, 為什麼可以遠在柏林,卻呼籲香港人上街抗議《逃犯條例》?

反對派成功地把《逃犯條例》塑造成洪水猛獸, 說所有香港人都會被送到內地。但當政府連番讓步, 把遣返逃犯門檻提高到七年刑期以上的罪名, 加上政治罪行疑犯不能移交,現時的《逃犯條例》基本上已剝了牙, 相信最後被遣返大陸受審的主要是那些在國內貪了巨款、 匿居香港四季酒店的內地貪官和行賄他們的富豪。 香港人若非殺人放火販毒,很難被移送往外地。

香港的反對派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時候,曾經拍片形容公安會像喪屍— 樣,從西九站内地管制區撲出來拘捕港人。其後一地兩檢通過, 高鐵通車,事實證明反對派所形容的場面,根本是無中生有, 是恐嚇港人的手段而已。相信《逃犯條例》通過後,情況也是一樣。 說到底,香港人如果沒有在內地殺人放火,根本不需要擔心《 逃犯條例》,也沒有什麼理由需要上街反對。

盧永雄

美股杜指周二(6月4日)急升512點,皆因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暗示必要時要會減息。美國減息對美國是好消息,但對中國及香港就不一定了。

彭博社高級編輯和英國《金融時報》前首席評論員約翰‧奧瑟斯(John Authers)說,有兩個組織對美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大過白宮,它們就是聯儲局和中國共產黨,特朗普不能夠直接控制他們任何一個。如今聯儲局的政策轉向對特朗普有利,這對中美貿易戰來說,並不是好消息,特朗普有更多彈藥和中國開戰。

特朗普的行事方式已異常清晰,他和中國開打貿易戰,如果對美股無甚影響,特朗普就會強硬下去。5月5日,特朗普宣佈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品加徵25%關稅,當時中國仍未有對策,美股翌日只跌了0.5%,到5月13日,中國宣佈反制措施,美股下跌2.4%,一周之後,特朗普便說中美貿易談判即將恢復,財長努欽會訪問北京,美股上漲1.7%。當然,努欽的北京訪問,結果並無實現。

中國在這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初,一直奉行國際慣用的外交談判邏輯----「雙贏策略」,希望作出一定的讓步,達至雙贏。但是,特朗普直接打開口牌,說不接受「五五開」的貿易協議,要取得美國勝利的協議,這就是中美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彭博社專欄作家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提出了一個「雙輸邏輯」,話貿易戰令美國付出代價,但特朗普卻變本加厲,皆因特朗普想延緩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崛起速度,貿易戰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如果對美國的傷害是適度的,而中國付出的代價是嚴重和持久的,特朗普就認為可以接受。基於這種邏輯,「地緣政治而非美國利益最大化」,是美國總統的真正目標。

這是一個雙輸策略,特朗普既有極端的新保守主義背景,也想在外交政策上謀取選舉利益,對他而言,上策是與中國達成一個美國全勝的協議,不但能讓美國拿到貿易利益,還可以約束中國崛起。中策是繼續開打貿易戰,只要中國受到的損失遠大於美國,特朗普參選總統的選情就可控。下策是中美貿易戰的發展不如特朗普的預期,對美國的影響急速擴大,美國受到的損害大於中國,令特朗普選舉失利,被逼放棄與中國繼續開戰。

中國似乎發現了美國想長期打貿易戰的可能性,國家主席習近平預備打持久戰。現時中國國內出現一個奇怪的狀況,中國的一般大眾,對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霸凌極度不滿,相當支持習主席與美國打一場硬仗。相反地,中國一些「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卻深怕中國與美國對抗,在微信、微博甚至一些飯局當中,都經常講中國反擊美國的措施無理,甚至認為中國最終會失敗,經常希望與美國和氣收場。可以說中國的「公知」有親美的特性,對美國存著幻想,誤判了美國的意圖。

內地《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羅斯義認為,要終止貿易戰,只能夠打痛了美國,特別是在經濟及金融市場上,令到美國蒙受重大損失,政治上才會對特朗普產生很大的壓力。他舉出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越戰作為例子,提到越戰中的兩大進攻戰役----北越在1968年發動的春節攻勢和1972年的復活節攻勢,都是在美國選舉年發動的,雖然兩場戰役在北越在軍事上並未打敗美國,但對美國總統的政治傷害極深。當時的尼克遜深信其總統地位正受到威脅,便在1969年上任後逐步撤軍,並於1972年把美軍全部撤出越南。越南戰勝美國,並非在軍事上的戰勝,而是對美國總統做成政治傷害,令到美國總統考慮到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撤軍而已。

應用同樣的邏輯,中國在貿易戰要自衛還擊,要在經濟上打痛美國,讓美國與中國一樣,在貿易戰中同樣付出代價,美國才會停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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