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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對立‧暴力衝擊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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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對立‧暴力衝擊

2019年06月10日 20:09 最後更新:20:19

反對逃犯條例的遊行人數,創2003年以來的新高,民陣發起的和平示威,深宵演變成暴力衝突收場,反對派「預演包圍立法會」。

暴力衝突似乎是街頭運動的宿命,群眾運動中的激進派認為,若不使用暴力衝擊,不能逼使政府改變。但政府往往吃軟不吃硬,遇到衝擊更會硬挺,令政府和反對逃犯條例的民意,陷入僵局之中。

修訂逃犯條例的緣起,來自港人陳同佳涉嫌在台灣殺死女友逃回香港的案件,由於他不在香港犯案,香港法庭不能處理,香港和台灣及大陸亦無移交逃犯的安排,這就觸發特區政府想處理九七年以後拖延下來的移交逃犯問題。特區政府認為如今處理可以一石二鳥,既解決台灣案這個眼前的問題,亦解決拖延了21年的累積問題。在此事情的決策之初,特區政府採取主動,中央只是被動支持。

特區政府推進立法的過程中,除了遇上反對派的阻力之外,更遇到商界的反對,以及外國政府的介入。反對派的意見在政府意料之中,但商界和外國政府的反對聲音之烈,就出乎政府意料之外。

按特區政府修例的設計,外地要求移交逃犯,除了要特首同意之外,還需法庭批准。在政府的眼中,香港法庭十分獨立,不由政府控制,現實上即使內地要求香港移交政治犯回國,現在的修例設置了不引導政治犯的關卡,再加上法庭把關,政府認為現實上不存在將政治犯送走的問題,所以就輕視了反對的聲音。

在三組反對力量中,很多商界人士過去在內地做生意,涉及千絲萬縷的關係,部份可能更有商界所指的「做生意被逼使黑錢」的問題,無論政府如何豁免,總不能將行賄的罪名豁免出去,所以修例自然招商界之忌。

至於外國政府,無論是他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GO),抑或真正可能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都擔心受到修例的影響,這些擔心不能宣之於口,但就成為大力反對修例的背後動力。

至於反對派,他們成功動員了大量群眾,部分是較中性的人群,有很多人真正擔心會「隨隨便便地送返內地」,雖然現實上有法庭把關,這些事情極難發生,不過涉及內地事務,本來就是敏感的課題,潛藏了一定的恐懼,再加上幾種反對因素前所未有地互動之下,就如火藥桶一樣,一點就點着了。

至於在另一方面的中央政府,本來只是被動支持特區政府的立法,但到外國政府高調介入,特別是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之後,卻見到反對派到美國游說,美國支持反對逃犯條例的聲音不斷升溫,中央不想香港被利用成為反對她的棋子,就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

如今社會撕裂,不同的意見對立,陷入僵局。特區政府面對強大的反對逃犯條例的意見,看來也沒有太多讓步的空間,因為事到如今,全面撤退就等於管治的崩潰,特區政府只能做崖邊漫步的抉擇,特首林鄭表示要做政策承諾等四項工作,加強法例的認受性,但會繼續把法案提上立法會,這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更嚴峻的挑戰,要做好應對「包圍立法會」的凖備。

盧永雄

在旺角暴動案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及李東昇, 獲德國政治庇護。他們在德國柏林開六四座談會, 解釋他們棄保潛逃的原因。黃台仰說潛逃是因為不信有公平審訊, 又話如果人人坐監,不會有人在國際講述香港的情況, 還呼籲香港人要繼續鬥爭。

黃台仰逃避暴力示威的罪責,連「沒有人在國際講述香港情況」 這種歪理也講得出口,真正愧對正在坐牢的戰友梁天琦。 黃台仰於前年逃往德國,於去年5月已經獲得德國政治庇護, 事件一直沒有曝光,黃台仰在這兩年也沒有露面。直至今年5月, 中美貿易談判破裂,美國《紐約時報》 隨後就爆出黃台仰獲德國政治庇護的消息。

為什麼黃台仰於去年獲得政治庇護之後,卻沒有露面呢? 相信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德國想低調處理事件,不同意把事情公開。 消息最終由美國爆出, 很明顯是美國要借這個消息作為攻擊中國的武器。

2016年的旺角暴動,磚石橫飛。 這場暴動由黃台仰及梁天琦的本土民主前線策動, 而德國卻給予暴力激進示威組織者難民身份。 我們不妨看看德國又是怎樣的狀況。德國近年右翼政治運動興起, 鼓吹排外的右翼「另類選擇黨」,成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就在去年 9月,薩克森州城市開姆尼茨因為一件性騷擾事件,引起街頭毆鬥, 最後觸發右派團體發動一系列的排外遊行活動,與左派陣營對峙, 最後演變成互擲石頭和襲警的暴動。

德國警方認定暴力示威是由右派「另類選擇黨」和德國右翼的「 足球俱樂部」召集,暴動最後導致一人死亡。 德國總理默克爾強烈譴責極右的民粹分子在開姆尼茨的示威行動, 稱德國大街上不允許仇恨,德國政府事後拘捕激進的示威者。

這還不止,自從右翼思潮氾濫,觸發連番暴動之後, 德國政壇興起要求國內情報機構聯邦調查保衛局監控「另類選擇黨」 的聲音。去年9月,聯邦調查保衛局局長馬森,被指為同情極右派, 結果被免職,其後相信德國情報部門已開始監控「另類選擇黨的」 行動。

德國總理默克爾大力反對開姆尼茨的暴力示威。

德國總理默克爾大力反對開姆尼茨的暴力示威。

德國不但反對國內的暴力示威,就連法國的「黃背心」示威也反對。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塞柏特早前便表示,巴黎的「黃背心」 運動變成暴動,令人害怕,這與和平民主抗議無關。 對於法國政府極力保障公共秩序,德國政府表達支持。

德國政府大力反對國內右傾激進主義者發動的暴力示威, 也反對法國基層民眾發動的「黃背心」示威, 甚至啟動情報部門全面監控極右的政治組織。那麼, 為什麼德國政府在反對國內甚至法國的暴力示威的同時, 卻同情香港的暴力示威組織者,還給予其政治庇護? 難道德國和法國的公共秩序至關重要, 而香港的公共秩序卻不值一提? 試想如果德國開姆尼茨暴動的組織者,為了逃避起訴,跑來香港, 香港又給予政治庇護,德國人會有什麼感覺呢?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吧。

我不明白為什麼西方國家會有如此的雙重標準, 也不明白黃台仰這些畏罪潛逃的暴力示威分子, 為什麼可以遠在柏林,卻呼籲香港人上街抗議《逃犯條例》?

反對派成功地把《逃犯條例》塑造成洪水猛獸, 說所有香港人都會被送到內地。但當政府連番讓步, 把遣返逃犯門檻提高到七年刑期以上的罪名, 加上政治罪行疑犯不能移交,現時的《逃犯條例》基本上已剝了牙, 相信最後被遣返大陸受審的主要是那些在國內貪了巨款、 匿居香港四季酒店的內地貪官和行賄他們的富豪。 香港人若非殺人放火販毒,很難被移送往外地。

香港的反對派在反對一地兩檢的時候,曾經拍片形容公安會像喪屍— 樣,從西九站内地管制區撲出來拘捕港人。其後一地兩檢通過, 高鐵通車,事實證明反對派所形容的場面,根本是無中生有, 是恐嚇港人的手段而已。相信《逃犯條例》通過後,情況也是一樣。 說到底,香港人如果沒有在內地殺人放火,根本不需要擔心《 逃犯條例》,也沒有什麼理由需要上街反對。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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