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香港政局已經逐步陷入「普力奪」社會的混亂局面。「普力奪」社會的特徵是政治參與度暴漲，但政治體制的發展未能夠適應這個需要，結果便出現連番的混亂。
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描述了不同形態的「普力奪」社會，在傳統的王權社會，「普力奪」政治興起，意味著貴族寡頭或者將軍武將搶奪管治權力，這是寡頭「普力奪」。到近代歐洲開始發展議會政治時，中產階級興起，加入議會與王權對抗，這種社會被稱為「激進普力奪」；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的時候，不但政黨與議員會和政府爭權，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蜂擁而起。在現時的互聯網世界，群體可以不經傳統的政黨、教會、工會，自行組織聚合，利益分殊化情況極其嚴重，就是「群眾普力奪」社會。
「普力奪」社會的特徵是政府管治權大幅削弱，反對力量風起雲湧，騎劫政權。香港已經陷「普力奪」社會的初始階段，但執政者對政治的認知度低，會把很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成個人能力的問題，甚至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今次的《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便反映了執政者的三大錯判。
第一是對香港政治混亂本質的錯判。香港政制有兩重的複雜性，第一重紛亂是政制逐步開放帶來的紛亂；第二重紛亂是香港於1997年回歸，成為特區之後，英國人並沒有管治權過渡予中國，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在兩重紛亂的錯綜影響下，香港政局變得極之難搞。
但今屆政府的執政者在2017年上台後，很簡單地把前任三屆政府的問題，歸結成特首能力的問題，例如認為香港施政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只不過是過去的特首的能力低下，才會出現種種的政治衝突。又例如有人認為上任特首梁振英的問題是先在選舉時得罪了發展商，再在執政時得罪了泛民，得罪的人多，所以便不能連任。當把香港政治問題的本質，曲解成個人問題，就會形成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只要有一個「很打得的叻人」上台，就會天下太平。在錯誤的假設下，便忽視了社會正不斷地「普力奪化」的危險徵狀。
第二是錯判了解救問題的藥方。若本屆政府很簡單地把梁振英政府的問題，歸咎於梁與反對派、特別是傳統泛民主派交惡，解救的藥方就是與反對派結盟。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大量批出教育資源去回應教協和民主黨的訴求，在重大問題上例如空置稅，也是回應公民黨郭榮鏗的建議。這些政策表面上換來了反對派在短期內不狙擊特首的效果，形成和諧假象，政府志得意滿，覺得已經成功解決了香港的政治問題。其實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還在暗中惡化。而政府與反對派暗中結盟，又削弱了建制派。
執政者以為只需有人打通電話，建制派就會投票支持政府。在《逃犯條例》修訂推出的初階段，建制派亦提出不少反對意見，只是這些反對聲音，被迅速撲滅。
錯判了解救問題的藥方，沒有加強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之餘，還削弱了施政基礎。
第三是對《逃犯條例》修訂這個政策的錯判，低估了阻力。這個問題已經講得太多，這裡不贅。
三個錯判是環環緊扣的，由於執政者覺得自己「好打得」、很成功，便完全輕視了制度「普力奪化」加速崩壞的危險現實，亦錯誤地與反對派結盟，但當反對派發現政策有問題，會得罪選民，便馬上跳到一個與政府對立面，成為反對的領導力量（這種角色可以隨時轉移，一旦無事，他們又馬上變回政府的盟友），最終令到政府的回饋渠道完全斷絕，不知道政策觸發了公眾的恐懼。
政府若然未能充分認識現今制度「普力奪化」的根源，上述的三大錯判，只會持續下去，政府的管治基礎，只會一步步削弱。
盧永雄
星期五群眾包圍警察總部，圍困十多小時，後來雖然和平散去，但事件值得反思。在上周這場運動擴散時，我曾與一名高官談及，群眾衝擊立法會及政府總部，我話最後若撐不住，政總可能會被群眾攻入，重演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幕：立法院被長期佔據，行政院被攻佔一個晚上。高官苦中作樂打笑說: 政總也沒有甚麼秘密文件，攻入就被攻入吧。
但這個討論伸展到警察總部，情況就不一樣，群眾包圍警總時，大眾的注意力都在被圍困的人身上，沒有注意到警總有大量警方偵查嚴重罪案的機密資料，和具殺傷力的武器，若群眾攻入警總，機密資料難免外洩，更嚴重是武器可能被搶奪，風險之高可想而知。
在如今甚麼都可以爭辯的社會，當然有人可以說群眾是善良的，現在並未攻入警總，或說即使攻入警總，都不會奪取武器。但這種「群眾善良論」的假設，在群眾運動中很易容易失效，誰有發言權可以控制群眾運動的走向呢？黃之峰在包圍警總至晚上11時許，曾提出投票决定去留，也不是沒有人睬他嗎？
美國的政治學大師亨廷頓1968年發表的巨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就講到這些問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這些殖民地沒有遵循教科書式的描述，進入穩定而高度發展的社會，很多走入無窮的混亂中。這現象引起亨廷頓的反思，他在這部著作中說，政治的不穩定性根源在於現代化，雖然現代性孕育著穩定，但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
混亂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發展、集團的分化、利益的衝突、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期望的提高，都遠遠超過了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進而導致了社會紊亂。
他描述一種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一種政治參與程度高，但制度化程度低的社會，就會相當混亂。「普力奪」一詞緣於羅馬禁衛軍，當時羅馬皇帝大力培植禁衛軍，但後來禁衛軍愈來愈跋扈，侵佔皇權，成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亨廷頓借用這特性，當權力擴展至少數人，如貴族及軍人，亨廷頓將之稱為「寡頭普力奪」社會;當權力擴展至中產階級時，這種社會被稱之為「激進普力奪社會」；而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時，就稱為「群眾普力奪社會」。
香港或已步向「群眾普力奪社會」。亨廷頓對普力奪社會有一段精彩描述，就是「在普力奪社會裡，不僅政治活動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門。各個團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民眾暴動，軍人就搞政變...牧師利用佈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參與程度高的政治體制內，社會力量借助它們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領域裡進行活動，稱這樣的政治體制為普力奪（praetorian）是恰當的。」
香港或者未完全發展至最惡劣階段，但已有亨廷頓所形容狀況的苗頭，社會高度政治化，人人都是專家，個個有一套理論，所有人都號稱自己行為正義，用愈來愈激進的方式表達政治意見。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時，過份輕視條例敏感性，沒有留意修例會觸發許多香港人對內地的恐懼，解說不清晰，問題擴大時也不懂早早控制，終至爆煲。和平示威逼使政府收回條例，溫和反對者已收貨，但激進反對派未退場，所謂「不合作運動」，只要有一些觸媒，又隨時可能如炸彈般引爆。
香港的「普力奪社會」已經開了頭，亨廷頓開出的藥方，是透過制度的改革，來改變社會現象。香港慘在過去討論政制改革時已激化大衝突，改制寸步難行。未來唯一出路，政府施政盡量非政治化，避免把問題激化。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