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專上學院學生發起的不合作運動，近幾日在灣仔入境大樓及稅務大樓示威。
週一的示威，令到市民感到非常不便。有女會計師在鏡頭前學生控訴，「你唔使搵食，我要搵食！」結果學生在周二搞「sorry行動」，但繼續逼爆稅務大樓。
有朋友發來訊息，說她見到女會計師控訴的新聞片，情緒尚好，但看到另一條示威者阻礙電梯關門的新聞片，只見電梯門不斷開合，令她的抑鬱症發作，今日要去看醫生安排就醫。我不聽不知，原來持續的示威，對一般市民的情緒也有影響。
她說的那條新聞片，只見一班市民在政府大樓的電梯之內，而示威者在站於電梯門邊，每當電梯門關上，示威者就用手拍電梯門，令到電梯不能關門。電梯內的市民只是很無奈地看著電梯門開開合合，最後電梯內一位市民終於忍不住，走出電梯用身體擋著示威者，讓他不能拍電梯門，一番爭持後，電梯門終於關上，而示威者忽然跌坐地上大叫，「打人、打人！你推跌人想走？玩嘢呀你！」如此無賴的場面，在電視鏡頭下全程紀錄下來。
朋友說最怕見到這種令人窒息的場面。她說上週日到將軍澳訪友，搭電梯上樓的時候，那電梯門不停地又開又關，想來是壞了，朋友說當時情緒病就差點要發作。到後來看到那條阻攔電梯門不斷開合的短片，本來已經不穩的情緒，終於爆煲。
示威者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要逼使政府全面接受他們所有的訴求，如今正在重覆2014年佔中中段的狀況。當年示威以至擾民的行動持續，令到原來有很多人支持的和平抗議活動，支持人數劇減。79日的佔中運動結束後，民調顯示，有74%的市民反對佔中，只有26%的人支持，就是那些擾民事件的客觀效果。
朋友看完那條令她抑鬱症爆發的短片，痛心地說，「這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嗎？為什麼有人可以不斷用違法侵佔其他人自由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呢？」
我不是抗議者，沒有條件去回應這些質問。但可以套用我這兩日講過的「普力奪社會」的理論去分析。政府權威下墜，出現一些決策失誤，即使最後政策放棄了，溫和的群眾接受了，但激進的群眾不肯收貨，持續要政府接受他們所有的訴求，示威活動仍然無日無之。
要走出這個困局，需要出現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或者起碼是施政重心的調整。政府當務之急並不是要去找出替罪羔羊，而是政府推出什麼政策，可以切實解決市民正在面對的問題。透過修訂《逃犯條例》把在台灣殺人的陳同佳遣返台灣受審的初心沒有錯，但去到有大量群眾反對的時候，政府就不值得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去解決一件相對小的事情。
即使不太反對政府的市民也會問，政府究竟投放了多少精力，去真正解決市民面對的住屋、就業前景等其他非政治性問題呢？民生問題也不是簡單地派錢和增加政團要求的撥款，就可以解決得到。
不再重蹈過去行錯的路，少搞些政治，盡力解決民生問題，才可以重拾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盧永雄
昨天講到香港政局已經逐步陷入「普力奪」社會的混亂局面。「普力奪」社會的特徵是政治參與度暴漲，但政治體制的發展未能夠適應這個需要，結果便出現連番的混亂。
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描述了不同形態的「普力奪」社會，在傳統的王權社會，「普力奪」政治興起，意味著貴族寡頭或者將軍武將搶奪管治權力，這是寡頭「普力奪」。到近代歐洲開始發展議會政治時，中產階級興起，加入議會與王權對抗，這種社會被稱為「激進普力奪」；當政治參與進一步擴大到廣大群眾的時候，不但政黨與議員會和政府爭權，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蜂擁而起。在現時的互聯網世界，群體可以不經傳統的政黨、教會、工會，自行組織聚合，利益分殊化情況極其嚴重，就是「群眾普力奪」社會。
「普力奪」社會的特徵是政府管治權大幅削弱，反對力量風起雲湧，騎劫政權。香港已經陷「普力奪」社會的初始階段，但執政者對政治的認知度低，會把很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成個人能力的問題，甚至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今次的《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便反映了執政者的三大錯判。
第一是對香港政治混亂本質的錯判。香港政制有兩重的複雜性，第一重紛亂是政制逐步開放帶來的紛亂；第二重紛亂是香港於1997年回歸，成為特區之後，英國人並沒有管治權過渡予中國，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在兩重紛亂的錯綜影響下，香港政局變得極之難搞。
但今屆政府的執政者在2017年上台後，很簡單地把前任三屆政府的問題，歸結成特首能力的問題，例如認為香港施政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只不過是過去的特首的能力低下，才會出現種種的政治衝突。又例如有人認為上任特首梁振英的問題是先在選舉時得罪了發展商，再在執政時得罪了泛民，得罪的人多，所以便不能連任。當把香港政治問題的本質，曲解成個人問題，就會形成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只要有一個「很打得的叻人」上台，就會天下太平。在錯誤的假設下，便忽視了社會正不斷地「普力奪化」的危險徵狀。
第二是錯判了解救問題的藥方。若本屆政府很簡單地把梁振英政府的問題，歸咎於梁與反對派、特別是傳統泛民主派交惡，解救的藥方就是與反對派結盟。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大量批出教育資源去回應教協和民主黨的訴求，在重大問題上例如空置稅，也是回應公民黨郭榮鏗的建議。這些政策表面上換來了反對派在短期內不狙擊特首的效果，形成和諧假象，政府志得意滿，覺得已經成功解決了香港的政治問題。其實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還在暗中惡化。而政府與反對派暗中結盟，又削弱了建制派。
執政者以為只需有人打通電話，建制派就會投票支持政府。在《逃犯條例》修訂推出的初階段，建制派亦提出不少反對意見，只是這些反對聲音，被迅速撲滅。
錯判了解救問題的藥方，沒有加強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之餘，還削弱了施政基礎。
第三是對《逃犯條例》修訂這個政策的錯判，低估了阻力。這個問題已經講得太多，這裡不贅。
三個錯判是環環緊扣的，由於執政者覺得自己「好打得」、很成功，便完全輕視了制度「普力奪化」加速崩壞的危險現實，亦錯誤地與反對派結盟，但當反對派發現政策有問題，會得罪選民，便馬上跳到一個與政府對立面，成為反對的領導力量（這種角色可以隨時轉移，一旦無事，他們又馬上變回政府的盟友），最終令到政府的回饋渠道完全斷絕，不知道政策觸發了公眾的恐懼。
政府若然未能充分認識現今制度「普力奪化」的根源，上述的三大錯判，只會持續下去，政府的管治基礎，只會一步步削弱。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