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修例名存實亡，但示威活動的後續仍在發酵。部分人更藉著G20峰會將於本週五、週六在大阪舉行，把矛頭對準G20峰會，要求在G20峰會期間，外國領袖關注香港問題。
這次G20峰會的重頭戲，並非峰會本身，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這次會晤將決定中美貿易談判的前景，會晤如果有好的結果，雖然沒有人期望中美兩國馬上可以達成貿易協議，但相信中美雙方同意重啟貿易談判，美方亦會暫停對中國餘下的3000億美元貨品加徵25%關稅；如果峰會談崩了，中美談判再度破裂，中美貿易戰將會愈打愈烈，美國也會對300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關稅。所以，峰會的結果勢將影響中美兩國人民的生計。由於香港是一個以貿易為主體的經濟，對香港的影響亦會很大。
雖然特朗普一直對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問題，採取一個抽離的態度，說，「相信中國及香港政府會處理好這個問題。」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6月16日表示，特朗普有機會在G20進行習特會，肯定香港示威會成為其中一個討論議題。
如果香港《逃犯條例》問題如示威者要求成為G20峰會關注的議題，會有兩個可能的形態。第一是類似過去的南海主權爭議，有國家發功推動在G20峰會的宣言內加入相關議題，過去中國成功阻止了這種行動。第二是示威者想美國代為出頭，在中美元首峰會上，把香港的議題提上議事日程。
我認為這種做法大錯特錯，香港的事情根本不應該放上國際舞台。香港的事情一旦上到國際層面，其他國家表示關注，並不是以香港利益為依歸，只而是以他本國的利益作主要考量，例如美國，特朗普講明他行事的前提是「美國優先」，他要關注香港的《逃犯條例》問題，並不是因為他關心香港的人權和自由，只是覺得可以借這個話題去逼迫中國。香港的示威者這樣做，客觀上只是送子彈給外國人去搞中國，幫不到自己。一個孩子和爸爸吵架，也不會拉一個黑社會到家中威脅爸爸吧？黑社會入屋只會搶錢，不會真心幫你。何況這個黑社會，還紥上「社團利益優先」的頭巾呢。
事實上，這種「向敵求助」的做法，有幾個壞處。第一個壞處是在理念上透過出賣中國及香港的利益，去推動自己的政治訴求，於理不合；第二個壞處是會令到中央進一步相信香港的政治問題，只不過是被外國利用為壓逼中國的籌碼，本身並無合理性。
第三個壞處是授人以柄。雖然這個做法不會成功爭取到外國真心支持並達到目的，但萬一談判破裂，美方的確可能會用這件事情作為藉口。
總括而言，香港人並無這種水平，去玩國際政治。把香港的問題提升到國際層次，如果不是一些有心人在背後發功，就是出於一些很天真、很傻的想法，覺得自己懂得玩這場國際叢林遊戲了。
盧永雄
由專上學院學生發起的不合作運動，近幾日在灣仔入境大樓及稅務大樓示威。
週一的示威，令到市民感到非常不便。有女會計師在鏡頭前學生控訴，「你唔使搵食，我要搵食！」結果學生在周二搞「sorry行動」，但繼續逼爆稅務大樓。
有朋友發來訊息，說她見到女會計師控訴的新聞片，情緒尚好，但看到另一條示威者阻礙電梯關門的新聞片，只見電梯門不斷開合，令她的抑鬱症發作，今日要去看醫生安排就醫。我不聽不知，原來持續的示威，對一般市民的情緒也有影響。
她說的那條新聞片，只見一班市民在政府大樓的電梯之內，而示威者在站於電梯門邊，每當電梯門關上，示威者就用手拍電梯門，令到電梯不能關門。電梯內的市民只是很無奈地看著電梯門開開合合，最後電梯內一位市民終於忍不住，走出電梯用身體擋著示威者，讓他不能拍電梯門，一番爭持後，電梯門終於關上，而示威者忽然跌坐地上大叫，「打人、打人！你推跌人想走？玩嘢呀你！」如此無賴的場面，在電視鏡頭下全程紀錄下來。
朋友說最怕見到這種令人窒息的場面。她說上週日到將軍澳訪友，搭電梯上樓的時候，那電梯門不停地又開又關，想來是壞了，朋友說當時情緒病就差點要發作。到後來看到那條阻攔電梯門不斷開合的短片，本來已經不穩的情緒，終於爆煲。
示威者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要逼使政府全面接受他們所有的訴求，如今正在重覆2014年佔中中段的狀況。當年示威以至擾民的行動持續，令到原來有很多人支持的和平抗議活動，支持人數劇減。79日的佔中運動結束後，民調顯示，有74%的市民反對佔中，只有26%的人支持，就是那些擾民事件的客觀效果。
朋友看完那條令她抑鬱症爆發的短片，痛心地說，「這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嗎？為什麼有人可以不斷用違法侵佔其他人自由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呢？」
我不是抗議者，沒有條件去回應這些質問。但可以套用我這兩日講過的「普力奪社會」的理論去分析。政府權威下墜，出現一些決策失誤，即使最後政策放棄了，溫和的群眾接受了，但激進的群眾不肯收貨，持續要政府接受他們所有的訴求，示威活動仍然無日無之。
要走出這個困局，需要出現一些結構性的變化，或者起碼是施政重心的調整。政府當務之急並不是要去找出替罪羔羊，而是政府推出什麼政策，可以切實解決市民正在面對的問題。透過修訂《逃犯條例》把在台灣殺人的陳同佳遣返台灣受審的初心沒有錯，但去到有大量群眾反對的時候，政府就不值得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去解決一件相對小的事情。
即使不太反對政府的市民也會問，政府究竟投放了多少精力，去真正解決市民面對的住屋、就業前景等其他非政治性問題呢？民生問題也不是簡單地派錢和增加政團要求的撥款，就可以解決得到。
不再重蹈過去行錯的路，少搞些政治，盡力解決民生問題，才可以重拾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