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逃犯條例》風波，令到政府急問：「有什麼事情可做？」有些答案陳義極高，例如「重啟政改討論」，甚至要求不在「人大831框架」之下討論(831框架的關鍵是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經提名委員會提名，才進行普選)。提出這種意見很容易攞分，但是否實際，令人懷疑。
第一，爭論的過程已具毀滅性。由於《基本法》規定政改要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首先是建制派及反對派要有部分共識，即是說，要麼有部分建制派支持反對派的意見，或者部分反對派支持建制派的意見，才夠三分之二，這本來已經是超級難。而難上加難的是政改方案要得到中央的同意，而中央已經明言「831框架」不可逾越。在這兩重角力下，政改討論會造成很大的撕裂性。2014年的佔中，就是因為討論政改而來。《逃犯條例》引發的創傷尚未平復，若果又來一場政改爭論，恐怕再搞79日的佔中，也未必搞得完，結果將不只是社會撕裂，而是毀滅。
第二，全面普選難尋社會共識。環顧目前環球政制，比較搶眼球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西方民主模式，另一種是中國的專制模式。西方民主政制長於監察政府，避免暴政出現；中國模式則長於效率，帶來了中國過去40年的急速的發展。在我讀大學的時候，西方民主模式無遠弗屆，無人挑戰。到30多年後的今天，連西方人亦質疑，民主政體已經歷第三波退潮，主要是這種制度會帶來民粹式政治，亦因為泛政治化而效率低下。
如果重啟政改的潛台詞是要實現全面的西方式普選，這個假設用潮流質疑語句來描述，這完全沒有經過諮詢討論，是否真的好，還要再商榷。香港今天出現的問題，從不同視角有不同評價，如果從反對派的視角，是因為香港的民主遠未夠，如果能夠實行全面普選，香港的所有問題都會解決；若從建制派的視角看，香港現時出現的問題不是選舉不足，而是施政出錯，無端端走去搞政治，沒有聚焦市民真正關注的問題。兩派的意見如水溝油一樣，不會調和。
重啟政改，看來此路不通，既怕在討論過程已爆發災難，亦不能夠假設一個民主政制可以解決香港的所有問題。但香港如今一國兩制下的半桶水民主制度，也不等如沒事可做，如果搞民主、搞政治不是香港這類型政府的強項，為何不集中精力搞好民生？我們要認真想想，這一屆政府上任兩年了，解決了什麼民生問題？
如今政府的支持度急跌，手上兵馬不多，力量薄弱，若勉強要在政治上做功夫，搞什麼和示威的年青人對話，小心搞到焦頭爛額。年青人不肯對話還好，他們和政府對話才大件事，玩一兩單在直播中用粗口罵特首，都相當搞笑，還會馬上把政治熱度再扯高。
政府理論上應該以僅餘精力，轉去一個以民生為本的施政模式。一些政策本來理念很好，但實施起上來可能會觸發市民很大的不滿，是否還應該繼續一往無前地推行呢？例如環保局一直想推行的垃圾徵費，雖然大家都知道本地的垃圾堆填區已經飽和，但寓禁於徵，苛捐雜稅在歷史上從來都是王朝崩壞的關鍵事件，如今是否不搞為妙？
又例如市民對樓價及租金急速上升深感不滿，政府一直不搞租金管制，按理搞搞劏房租管，也可以幫幫低下階層。無論如何，政府與其花時間去搞形式化的對話，倒不如花多些心思，直接解決香港人關心的民生議題吧。
盧永雄
你試試問人借錢，說要借十年，但不單止不願意付利息，還要人家每年給你0.35厘的手續費，你估對方會有何反應？肯定會把你這個瘋子掃地出門。
不過這種荒誕的事情，現實卻正在發生，德國10年期國債債息是負0.352厘，創了歷史新低，即是說，德國政府問你借錢，還要你每年支付0.35厘利息給她。不要以為德國的情況獨有，大國之中，日本的10年期國債債息是負0.13厘，法國的10年期國債債息是負0.05厘。這些國家問人借錢，全部都要貸款人支付利息。出現這樣離奇的情況，主因是這些國家的利息超低之餘，也在進行或者曾經進行「量化寬鬆」。
所謂量化寬鬆，即央行印鈔票購買市場上債券或者其他證券，當歐洲央行瘋狂印鈔購買德國國債，就會把德國國債債價大幅推高，相反地會令到債券出現負利息。歐洲央行這樣做是要想推低債息，逼使銀行大量放錢到市場去催谷經濟。另外，利息低亦可壓低了歐元匯價刺激出口。不過，歐洲真的是病了，2015年推出新一輪量寬，也救不起經濟。
JP摩根估計全球採購經理指數繼續下滑。
現時全球經濟很差，特別是歐洲。PMI（採購經理指數）是量度經濟熱度的指標，50是臨界點，高過50，顯示經濟正在擴張；低於50，說明經濟正在收縮。6月份的全球製造業PMI只有49.4，跌至六年半以來低位，低過5月的49.8，也是2012年下半年以來首次連續兩個月不足50。
而歐洲的數據更差，6月的Markit製造業PMI為47.6，低過5月的47.7，是連續5個月處於萎縮區。順帶一提，香港及國內的PMI亦低於50，中國6月PMI為49.4，與5月持平，而香港的6月PMI為47.9，雖然較5月的46.9，略有回升，但已經是連續15個月處於收縮區域。
再看看歐洲，歐洲面對這樣差的經濟環境，市場估計歐洲央行很快會再度量寬放水，因此債息先行搶跌。摩根士丹利估計歐洲將於今年第四季重啟量寬，並預期歐元區今年及明兩年經濟增長會下降到只有1%，所以歐洲央行要用量寬去救急。本來，量寬會推低匯價，對經濟有一定的刺激，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可能於7月底減息，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大力喝罵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認為如果聯儲局不快速減息，將推低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於7月1日宣布對額外的40億美元的歐洲貨品加徵關稅，把對歐洲輸美貨品加徵關稅的規模擴大至250億美元。特朗普四面出擊，除了與中國大打貿易戰之外，亦擴大與歐洲貿易戰的規模，警告歐洲不要以為推出量寬，就可以增強對美國的出口的競爭力。歐洲這個已經病入膏肓的病人，惟有加大力度印鈔票，進一步推低歐洲國債的利息，希望減低意大利這些負債累累的成員國的利息開支，勉強續命。除了歐洲之外，全球經濟因為美國開打貿易戰拖下深谷。
香港的狀況亦相當不敢恭維，今年首季GDP增長只有0.6%。看香港大學經濟及商業大學策略研究所的預測，今年年頭，港大還預測香港全年經濟增長會減慢至2.8%，略低於2018年的3%，但港大在4月及7月的預測，分別調低全年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即是說，港大已經把今年經濟增長調低至1.8%，遠較去年的3%為低，亦較年初的預測大幅調低了一個百分點。
香港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經濟下滑已經是不爭的事實。6月以後，反《逃犯條例》的浪潮洶湧，在6月上旬，對本地旅遊及消費的影響還未很明顯，但到了6月下半段，影響開始陸續浮現。部分在香港舉行的大型會議被取消，持續不斷的示威行動，亦令到外地遊客卻步，零售界對7月的銷情不敢樂觀。在這樣搞下去，企業盈利勢必下滑，打工仔的花紅亦會受到影響。
更慘的是，美國減息、歐洲將重啟量寬，全球資金將更加寬鬆，將推升資產價格，本地的樓價還可能會再上。政府仍受困於《逃犯條例》風波，但如果再不想方法盡量加快本地樓宇的中短期供應，恐怕下一波的樓價上升，將伴隨著香港經濟放慢而來臨，對市民是雙重打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