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發言人昨天在記者會上提的三點意見，值得細味。 他說第一，望香港各界反對抵制暴力行為。第二， 希望香港各界守護法治。第三，希望社會盡快走出政治紛爭，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三點全部是對香港人提出的希望， 希望香港可以自己搞掂。港澳辦發言人被問到出解放軍平亂的問題， 只提到基本法有規定。言下之意當然是不希望出解放軍啦。
阿爺不想出軍隊，昨天提到想搞革命的激進示威青年，卻希望「 透過激烈的示威，搞死香港，搞衰中國，逼解放軍出手」。 也有一位曾在政府任職的「有識之士」，話「要同中共show hand，佢夠膽出解放軍攬炒」。若說少年輕狂可以理解， 那麼人到中年的「有識之士」，為何也要逼出解放軍攬炒， 好像完全不怕出軍隊會流血，這是一種甚麼心態？
如果阿爺是想香港自我修復，回復安定。另一方就想香港見血， 一場大亂。我不太喜歡用「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這種觀點， 因為苦無證據(其實時下的政治宣傳根本不講證據)，只有感覺。 但那種想逼出解放軍、想香港大亂、想見血的意見， 又真是和外國勢力的觀點不謀而合。
最令人氣結的是，外國勢力只想香港、中國內地大亂， 自己國家或地區容不下一丁點小亂，這種例子真是多到數不完。
先看美國，美國東岸等地區近日受熱浪籠罩， 早前在紐約哈林區，一批青年在街上向途人潑水， 當一輛警車到場時，青年轉向警車潑水，兩名警員下車拘捕青年。 紐約市長白思豪馬上強調，不會容忍向警員潑水的行為，話「 辱警如侮辱全市居民」。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加入開炮， 話事件完全不可容忍，完全是個「恥辱」。
但他們量度香港問題時卻用另一把尺。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恩格爾日前表示，「 關注香港警方暴力應對和平示威者， 香港警方在處理示威中使用暴力， 令香港在管治和司法方面的國際聲譽蒙污」。 美國不讓人民向警察潑水，卻鼓勵香港人向警察掟磚， 警察出手反制就蒙污？
再看歐盟。法國經歷長期的黃背心示威，在最近的法國國慶日， 法國警方拘捕了超過300個示威者。 歐洲議會一些議員卻提出一項涉港議案， 其中包含要求香港政府不起訴示威者。 歐洲議會為什麼不先管管歐盟核心成員法國，叫法國放人呢？
至於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G20見習主席時， 據說提出了香港問題。但看看去年12月的事件，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紹傑及嚴敏華， 去到靖國神社外焚燒紙牌抗議，結果被日本政府拘押至今近8個月， 坐牢時間比香港佔中組織者還要長， 他們面臨日方以非法進入建築物相關罪名檢控，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 。郭紹傑以為日本和香港一樣，怎樣示威也不會被捕， 結果面對嚴刑。
也看台灣。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接受日本放送協會專訪時提到香港反對修訂《 逃犯條例》的連串示威時指，希望「今日的台灣」能成為「 明日的香港」，讓香港像台灣一樣，民主和言論自由都受到保障。 香港成為「今日台灣」就大鑊了，因為自由會大大受限， 有台灣網友上周五號召在台大公館隧道架設了「連儂牆」， 展示了香港近期幾場反「逃犯條例」修例的大型活動， 不過因活動並未申請，2小時後便遭台北市政府拆除， 台灣真是自由過香港嗎？
台北的短命連儂牆，只有2小時壽命。
無論西方列強以至台灣，對香港的示威大力支持， 最好打到大流血出解放軍，越亂越好，但在她們自己國家/地區， 示威者對警察撥幾滴水都拉，這種雙重標準，去到令人齒冷的地步。 為什麼香港人還要聽列強煽動，想用暴力示威，和阿爺show hand，逼解放軍出來，流血真是那麼好嗎？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