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理性引領我們走出黑暗

周日的港島示威又演成激烈的暴力衝突，其實自8.25的荃灣示威開始，已經看到一個韻律，幕後搞手有意將暴力一浪一浪的升級。

8.25荃葵青示威掟了40個汽油彈，掟彈者開始由暗角走到台前，而當日有意去黑社會聚集的荃灣二坡坊破壞麻雀館，激發重大衝突，最後令到警員開鎗，是策劃者升級的第一浪。去到8.31民陣大遊行被拒，暴力示威再進一步加碼，示威者掟了100個汽油彈，放一把大火在灣仔鬧市中心焚燒。

對上一個星期日9.8略為休整一下，在中環站放一個小火，維持熱度。到星期日9.15，又再催谷暴力，下午4點鐘開始就大量掟汽油彈，今次掟彈手法更加兇狠，在馬路中心近距離撲向警員掟汽油彈，亦有示威者走近水炮車掟彈，幸好水炮車有自動灑水系統，不然車內警員便好易一鑊熟。暴力示威者亦在灣仔站將汽油彈掟入站內，襲擊樓梯下方的警察，這些近距離掟汽油彈的行動，過去少見，是蓄意部署的升級行為，已對警員的人身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因為如果掟中無穿全套防火衣的防暴警察，便好容易燒死人。而在路中心一大群暴徒圍毆一個反示威的中年男人，打到該名男子一度危殆，情況更加恐怖。

幕後策劃者是非常有節奏地指導這場運動，看來計劃是劍指10.1，一直將暴力升溫，直至到製造出大面積的流血死人事件為止，想將十一由國慶，變為國殤，藉此證明「一國兩制」破產，中共政權無能。

暴力提升至此水平，我不明白為何仍有家長帶同小朋友，出來參加這樣暴力化的非法集會遊行？難道他們自己不覺得無論警察或他們自身的生命安全，都暴露在重大的風險當中嗎？

我見到有訪問示威者說，他們十分憤怒，因為警察在太子站打死了6個人，還毀屍滅跡，所以他們要出來控訴，話這個是殺人政權云云。但太子站的所謂死人事件，從種種跡像顯示，全屬子烏虛有，如果車站死了6個人，為何無一個死者家屬出來控訴？有人話死者是孤兒，難道這樣巧合6個警方「隨意打死」的人，竟然可揀中6個孤兒來謀殺？整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假新聞，極之荒謬，但經過有心人在網上大量傳播，就令人人入信。

假消息的傳播並觸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行動，好顯然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在群眾運動中，純粹是一種感情驅動而行事，我早前提過那本書「烏合之眾」，就是講這種的群眾情緒心理，激發起來可以相當恐怖。

這件事令我想起在讀大學研究院時與一同學的對話，當時我們學決策理論，其中一個傳統的理論是理性主意(Rationalism)，話無論是個人或是政府都是會基於理性而衡量所有的資訊，作出合乎邏輯的判斷，定出合理的決策。但是從現實上審視，這種理論站不住腳，好多時無論個人或政府做決定的時候，得到的資訊並不完全，有時甚至是虛假或誤導的，所以如果以為所有決策真是基於理性主義的，這都是一廂情願。

但我跟同學討論時就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理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並不現實，但理性決策，應該是人類永遠追求的目標，我們做決定時應該盡量撇開感情因素，尋求盡量多的資訊，冷靜下來，作出理性的決定，例如1958年的時候，內地搞政治運動大躍進，做出「畝產萬斤」的假新聞，話一畝田可種出一萬斤的稻米，這些假消息經過不斷傳播，在政治狂熱時，就有好多人放下理性，選擇相信，連導彈之父錢學森都相信「畝產萬斤」的新聞。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信奉理性的經驗主義。

我當時就跟同學提出，做所有決定時，都要信奉理性的光芒，搵出事實，特別是遇到黑暗世代時，更要相信理性是可帶領我們走出黑暗。現在回想三十多年前自己的看法，仍然有效，假的事情一定不會變真，好像太子站死6個人的事件，如果是假消息，就永遠不會變成真，如果我們相信理性的話，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慢慢人民就會發現，在這場狂熱的運動裡面，我們相信了很多假的事情，做出錯誤的決定，運動過後，冷靜下來，我們就會回歸理性。

盧永雄

一場曠日持久的示威，對經濟的影響急速擴散。示威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對運動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無動於衷，例如暴徒闖入並大肆破壞立法會，同情示威的人都只是輕輕一句：「只係破壞死物啫」輕輕帶過。至於對經濟的損失，年青人更加不屑一顧，他們不關心這些，只關心民主自由。

我研究政治，也涉獵經濟。Economics，中國本無此概念，清末傳到中國，翻譯成「經濟」，意謂經世濟民之學，當時中國國貧民弱，亟欲學習西方營運事業、惠及人民的學說。看經濟問題，如只看數字，好像冷冰冰的，例如說這場運動令到來港旅客人數大跌，令香港旅遊收益每月減少了120億元，數字巨大，但乍看沒有太大的感覺。但當你了解受影響苦主的慘況，才會有一點感性認識。

在朋友聚會中，講到兩個真實個案。有朋友的表弟經營日本餐廳，他在銅鑼灣的餐廳，以前生意很好，賓客盈門，既有內地旅客，也有不少本地的生意人。但這兩個月生意冷清，整個晚上經常只有一、兩枱客人，餐廳內連廚房，員工人數十人以上，比客人還要多。餐廳老闆用「蝕到喊」來形容，每月單計鋪租十多萬元，但生意只有幾萬元，連買食材也不夠，他打算挨多一個月，就會把餐廳摺埋。

朋友引述40多歲的餐廳老闆講到喊。他的奮鬥可以說是典型的香港故事，當年讀書不成，做廚房學師。廚房工作辛苦，令他知道要奮鬥拼搏，日後才會有更好的生活。他挨著挨著，終於成為大廚。其後得到一個有錢的食客相識，打本給他出來另起爐灶，開了一家日本餐廳，挨了十年，置了業，成了家。孩子正在念小學，還打算送孩子到外國留學。

但餐廳老闆的美滿家庭、這個香港成功的故事，卻因為這場暴亂瞬間幻滅。他所有的身家就是這家餐廳，餐廳結業將欠下一屁股的債，住所還有8年才供滿，孩子讀國際學校的開支不知如何支付，更遑論出國留學了。他的人生就像突然熄燈一樣，十多二十的努力成果，轉眼灰飛煙滅。他問：「為什麼別人可以剝奪了我十幾二十年的努力成果？一些人爭取他們的自由，為什麼可以影響了我兒子就學的自由、影響我一家人尋求美好生活的自由？」這些問題的確難答。

另一位「苦主」是我舊同學的導遊親戚。他今年30多歲，他說見到將軍澳有一個導遊因為兩星期沒有工開，走去斬人的新聞，他也想去斬人。舊同學馬上勸他不要衝動，要多多忍耐。這個導遊親戚的生活下跌得太快，生活壓力太大，情緒有點失控。他住在公屋，居住生活開支不算太高，過去月入有兩、三萬月，一家人活得少少像「中產」。但暴動爆發，他已個多月沒有開工，女兒年紀又小，一場運動，火速把他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摧毀。

導遊親戚正陷入一個艱難處境，究竟應該離開已做了十多年的導遊行業，尋找新的體力勞動工作(沒有其他文職工作他懂得做)，還是再等待一段時間，希望這場風波盡快平息？但他的老闆告訴他，這場風波已令到內地人極其憤恨香港，擔心風波不會三、兩個內會完，叫他做好長期停業的打算。他感到極之無奈。朋友覺得他已有嚴重抑鬱症的傾向，勸他看看精神科醫生去控制情緒。

當經濟變成活生生的例子的時候，便不是「死物」了。試想想，每月減少120億元的旅遊收入，粗略算三份之一是相關行業的工資成本，是在說20萬員工的事情，行業驟變令到不少的家庭大受壓力，這並非超現實的故事。

一些中產的人士，積蓄豐厚，他們的下一代，有家庭照顧，生活無憂，當然可以很輕鬆地說「破壞死物論」，不用關心經濟。但他們在爭取自由權利的同時，卻完全剝奪了其他人爭取正常生活的自由，這樣做，公平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