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你唔勤力，實會乞食！》結果引來好幾個各界精英，發短訊給我，說十分贊成我的講法。我自嘲式地回應：「我這些是廢老之言，你同意我證明你也是廢老，講這些話完全政治不正確。」香港社會的文化，正一步一步地在演變。
1. 中環價值。我在早兩日所講的年青人要奮發向上、不要練精學懶、要有責任心，這些年青人應有的態度，如今已被人概括為「中環價值」，這個說法自然有明顯的貶義。在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香港經濟正在起飛之時，「中環價值」大行其道，當時的社會，人心相當拼搏。
我有一位朋友，當年在經紀行做office boy（即在寫字樓斟茶遞水送信的勤務員），他做事勤快，天天早到遲退，當年還未有傳真機和電郵，也沒有順豐速遞，文件要快速送到，惟有用office boy直送。我這朋友很有創意，集合了中環幾間經紀行的office boy行家，每天上午在某地點集合，然後幾家公司將要送的信件分區，各自負責某一區，以減少路線的重複，令到送信的效率大大提升，簡直是現代物流的先鋒。朋友的經紀行老板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跑腿可以這麼快便可以派完信回公司，對他贊賞有加，很快便將他升為經紀，令他的人生改變。30年過後，朋友已經成為某家經紀行的持牌高層。朋友當年的工作態度就是典型的「中環價值」。你的父親一定不是李嘉誠，但只要肯搏肯捱，做事負責，總有出頭的一天。
2. 小確幸價值。從中環價值去到小確幸價值，是由非洲跳到北美洲的巨變。所謂小確幸，即「微小而確定的幸福」。小確幸這個概念源自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篇雜誌專欄隨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其中第19篇是「小確幸」，說的是村上春樹個人的幸福感。他說「抽屜裡塞滿了疊整齊捲好的乾淨內褲，不正是人生中小而確切的幸福之一嗎，我這麼認為。不過這或許是只有我才有的特殊想法也不一定。」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因整齊內褲而產生的喜悅未免太微不足道，但是村上春樹卻認為這其實是一種高級的境界。
小確幸概念去到台灣手中，就發揚光大。這概念由政治人物推動，在文化界流散，很多人趨之若鶩，意思是無需「博咁盡」，反而要多享受生活，尋找一些微小的幸福就可以了。開一家小店賣咖啡，或者做一些散工，工作一天、休息兩天，就是小確幸的代表。我認為推廣這種文化的幕後操盤手，相當聰明，他們沒能夠為人民爭取到巨大幸福，便把自己的殘障變成賣點，推廣所謂的微小幸福。在街上踢到一隻蝸牛，將牠放回花叢中，拍照放上社交平台，就完成一個微小幸福的旅程，確實相當容易，人人都可以做到。當然，那些經過拼搏，獲取到最大幸福的國家，如中國大陸，就反過來被文化上低貶了。
3. 政治正確。本來在自由社會，人人有不同生活態度，你喜歡中環拼搏向上的價值，我喜歡小確幸式的浪漫人生，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本來無所謂。但當小確幸由一種生活態度，慢慢延伸出去，變成一種政治標準，你講「中環價值」你就不對時，就是兩碼事了。
我又做醜人，做一個拆穿皇帝無著衣服的小孩，如果人人都以小確幸為價值，事事講政治正確，不拼不搏，這個城市還會發展嗎? 如果不求發展，甚至不求個人成就，若大家都接受這種結果，本來都是可以的。那麼為何還有那麼多家長，想送孩子去名校呢？反正是小確幸，讓你的孩子讀你家對面的津貼小學就可以了，讀書免費，將來讀不讀大學也無所謂，直接進入小確幸的境界就算了，反正把內褲折疊整齊捲好放入抽屜內，又何需入名牌大學呢? 家長們，你有想清楚嗎？
盧永雄
昨天講到香港的未來精英，大銀行的MT（管理培訓生），受疫情影響「在家工作」的時候，去了行山，把照片放上網，還寫上「人在野」的字樣，引起社會不少迴響。贊同我的講法的，不必說了；反對我的，說我這樣講，太苛刻了。苛刻的，不是我的說話，而是生存的環境。
生存環境從來都是苛刻，只是我們沒有察覺而已。猶記得我還是在念幼稚園的時候，媽媽經常對我說：「你唔勤力，實會乞食！」她還用粉筆在地上寫上「乞食」兩個字，在我小小的腦袋，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上世紀60年代，在二戰之後十多年，香港生活仍然艱苦。很多人在工廠工作。到1967年，香港爆發暴動，經濟接近停頓，媽媽年青時當車衣女工，後來和爸爸一起開了一家小店舖賣牛皮。那一年搵食很難搵，由於生意太差，媽媽連走路時也在憂慮生計，心不在焉，仆倒在地上，連門牙也跌崩了。
暴動過後，香港經濟開始復甦。70年代初，美元脫離金本位政策，美國大印銀紙，美股炒起，1972年港股也炒出第一個大牛市。不過好景不常，其後泡沫爆破，又遇上以色列與中東國家打仗，中東向美國禁運石油，出現國際石油危機，香港經濟一落千丈，那年我家的小鋪，全年只做到一單生意，媽媽終日愁眉苦臉，「你唔勤力，實會乞食！」這兩句話，又經常掛在她嘴邊。
我因為有這個經驗，我經常跟朋友說，教導小朋友一定要在他們年幼時去教，最好是在他們讀幼稚園時便開始教。不要以為他們聽不明白，即使深一些的道理，他們也會明白，而且永記心中。到他們讀中學後，開始反叛，要教便已太遲了。
鏡頭一轉，來到今天。今天的父母已變得完全兩樣，很少父母會跟子女說「你唔勤力，實會乞食」，還會換上另外兩句：「咁辛苦，就不要做了。」以下有兩個真實例子。
有一對夫婦是會計師，年青時在八大會計師行（現實是四大）之一做核數工作。每到年頭是核數高峰，他們都要趕工，每晚做到凌晨兩、三點才回家，也很普遍。三十年後，他們的兒子也讀會計，也加入了四大會計師行工作，在核數旺季，也是要在凌晨一、兩點才回家。媽媽見到很心疼，便對兒子說：「這樣辛苦，不要做了。」兒子本來也怕辛苦，便辭去了工作，之後幾年流離浪蕩，一年轉一份工，找不到工作便出外旅行。我看這個孩子的事業前途已經廢了，心想為什麼這對父母親身挨過的事情，卻輕鬆一句「這麼辛苦便不要做了」，便毀了自己孩子的前途呢？挨一挨便可以挨過的事情，不願意挨，當然挨不過了。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名女孩，她上班沒多久便在公司樓下的大堂「跣腳拗柴」。一般人看完跌打，馬上繼續上班。但這名女孩卻請了病假，不是一天的病假，不是一周，也不是一個月，而是幾個月一直請病假。公司致電查詢女孩的情況，卻遭到女孩的媽媽破口大罵，媽媽要女孩判工傷，女孩看醫生驗傷，她仍然說腳痛，醫生左看右看，雖然也認為無問題，但怕惹麻煩，便繼續給她假紙，事情搞了很久才了結。有這樣的媽媽，這名女孩的事業前途自然也毀了。
50、60年代的父母是艱苦的一代，他們會教導子女要勤力挨苦。而70、80年代的父母，是奮鬥的一代，他們自己奮鬥， 但自己上岸後，對子女卻相當縱容。因為他們比較富裕， 覺得子女就算不工作，養他們過世也沒問題。現在的年青人， 變成享受生活的一代，對工作的態度自然不一樣了。 但香港不是一個孤島，香港和新加坡、 深圳以至世界各大城市都在競爭，要成功的環境仍然苛刻，抱著「 這麼辛苦便不要做了」的態度，香港變成了一個富二代社會， 總會坐吃山崩的。
沒有縱容孩子的父母和老師，怎會有「人在野」的孩子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