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佈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預》，預算案最大的賣點是向明年3月底前滿18歲永久居民派一萬元，涉資711億元，小市民大聲叫好，政黨亦很難反對。而同樣惹人關注的是，政府大開水喉，令到來年赤字升上1391億元。
預算案的派錢措施，主要有幾個考慮。第一，全民派錢，省時省力。陳茂波在2018年預算案曾有限度地向18歲以上、沒有受惠於預算案的市民派發4000元，由於限制條件多多，政府要經過重重審核，結果搞了一年多才派錢給市民，坊間怨聲載道，很多市民批評政府「派錢都派得衰過人」。當時的決策思維是一種純理性的考慮，認為有些人已因預算案的其他派糖措施而受惠，沒有理由重覆派錢給他們，所以左篩右篩，篩出那些完全未有受惠的人群，選擇性地派錢給他們。問題是要向以百萬計的市民派錢，又加上眾多的條件，一年多之後能夠派到錢，已屬萬幸。這是典型的「思維潔淨、做事遲緩」政府行為模式。今次劃一向18歲以上的市民派發，較省時省力，因為入境處已有合資格市民的資料庫，只待政府和銀行的電腦系統對接，7月初接受申請，最快在暑假時已可發放出來。
第二，逆週期措施。聽財爺的表述，這次派錢不純粹是讓市民開心一下，而是一個在經濟下滑中的逆週期措施。希望疫情過去之後，市民可以運用手上的錢，在本地消費，令雪崩式的本地零售消費可以受到刺激反彈。政府當然沒有辦法硬性規定收到錢的市民一定要在本地消費，有人會出外旅遊，也有人會把錢存下來，但只要政府有心推動，在疫情過後，在暑假之時，是有機會谷起本地消費，阻斷經濟無底下滑的趨勢。
我記得2003年沙士爆發的那一年，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因為害怕赤字擴大，港元會被追擊，在預算建議公務員減薪4.8%，那情景我仍然歷歷在目。因為就在梁錦松公佈預算案前一天，我去了他的辦公室採訪他。事前得知公務員會減薪消息，我感到很錯愕，我問他為什麼減薪4.8%，他說《基本法》內列明回歸後公務員的待遇和服務條件將維持不變，他怕會受到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減薪是改變公務員的待遇，所以就減4.8%，這是回歸以來公務員累積的加薪幅度。我當時覺得這個情況很糟糕，會激起公務員的強烈反彈，因為公務員工資加減，主要是參考私人機構員工的薪酬趨勢調查，不是政府憑空決定。再者，當時香港經濟正在急速下滑當中，公務是香港最大的僱員群體，對他們大幅減薪，會令到本地消費有進一步的收縮效應。那次的公務員減薪，亦令到公務員成為2003年7月1日大遊行的主力。
經濟學有一套理論，就是在經濟環境差的時候，政府要出逆週期措施，就算有財赤，還是要花錢撐起經濟，而不是在經濟差時收水。
第三，赤的疑惑。今次全民派錢要用711億元，再加其他寛減措施，合共要用1210億，令下年度赤字高達1391億元，等於本地GDP的 4.8%，超越了一般西方國家財赤要控制在GDP 3%或以下的要求。
回看香港回歸之後的歷史，2003年及2004年，香港經濟快速衰退，令到財政收入減少，這兩年的財赤都去到GDP的 4.8%。這又回歸到上面所討論過的，如果加大財赤可以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減緩經濟下滑的速度，會有減少往後財赤的作用。假若不願花錢，或者花錢花得不到位，經濟衰退將更加嚴重，財赤只會越來越大。
其實，財赤的關鍵不是一次性的派錢開支，而是政府正在年年急增的經常性開支。過去5年，教育等政府三大開支項目累計支出增加50%，上年政府經常支出增加22.2%，來年經常支出增加16.9%。到政府真是無錢時，可以不派錢，但經常開支卻很難減下來。結論是在如此悲慘環境下，財爺對全民派錢是必要之惡，但如何長遠控制經常開支，卻是整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
盧永雄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有初步受控跡象，周一全國非湖北地區感染新增新冠肺炎人數跌至9人，首次跌到單位數。不過，全球其他地區如日本、韓國、意大利等，疫症反覆爆發。
對抗新冠肺炎，要好像一場戰爭，必需要以最強硬手段去管制。看日本及韓國疫情爆發的情況，疫症急爆有因。
第一、政治與宗教。 韓國疫情爆發與一名61歲的女超級播毒者有關，該名婦人是新天地教會教徒，她染疫後有發熱和咳嗽症狀，但入院之後說自己未曾出國，拒絕做新冠肺炎檢測，在住院期間曾兩次離開醫院去參加新天地教會的聚會。教會不容許聚會的人戴口罩，聚會的人在房間內大叫口號，唾液橫飛。南韓有超過300名感染者與新天地教會有關，但政府仍未對這個教會採取強硬手段。韓國這類教會財雄勢大，私下對政治政人物有很多捐獻，亦造成政府管理他們的困難。
首爾市長朴元淳表示：「新天地耶穌會教會是導致新冠肺炎擴散的主要原因。雖然新天地表示願意配合，但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教會的自覺來防控疫情。」但朴元淳拒絕對新天地教會採取行動，話「即使要對新天地教會採取強硬扣押搜查行動，必須拿到所有信徒的準確名單，新天地教會的活動非常隱秘，我們必需清查是否存在秘密集會場所。目前最重要的是掌握新天地教會的確切名單，防止疫情擴散。」秘密的教會、宗教的自信和防疫的鬆懈，便造成疫情在韓國爆發。
韓國另一個爆發原因是與政治有關。一個反對總統文在寅的政治團體「文在寅下野泛國民鬥爭本部」，在疫情大幅爆發的時候，上周六（2月22日）還繼續在光華門廣場一帶舉行大型集會，反對文在寅。政府此前已經因為疫情發出集會禁令，但組織集會者無視禁令，繼續集會。市長朴元淳到場要求停止集會，最後被轟走。集會的發起人全光勛牧師竟然聲稱「感染新冠肺炎也是一種愛國」，又話：「得病死了也沒關係，我們的目的就是死。」朴元淳對此感到十分氣憤，質問全光勛的精神是否正常，並警告未來將委託首爾警察廳，阻止全光勛再舉行任何集會活動。南韓的防疫工作受到政治干擾，對一個民主社會而言，亦莫奈之何，造成控疫工作極大困難。
第二，官僚主義。日本的控疫不是遇上政治衝擊，而是官僚主義作祟。越來越多有關日本政府在「鑽石公主號」防疫方面的疏漏浮出水面。上周六，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透露，已經從「鑽石公主號」下船的23人，竟然是漏網之魚，未有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他就只承認失誤，表示歉意。
其實，日本政府的疏忽不止於此。日本傳媒爆料，進入「鑽石公主號」進行檢疫或防疫的90名厚生勞動省的職員，包括厚生勞動省副大臣橋本岳、政務官治建英子等人，在工作完結後沒有進行任何病毒檢測，也沒有進行14天的隔離，便返回厚生勞動省的工作崗位，繼續上班。
原來厚生勞動省竟然事前曾經研究過上船工作的人員是否要進行病毒檢測，但最後決定不做，而原因是「考慮到有人若檢測成陽性，將對工作產生很大影響，所以檢測便擱置了。」這個原因真的極度可怕。出於疏忽，其實已經很差，但未來如果小心一些行事，事情還可能解決。但厚生勞動省卻是考慮了而不做檢測，原因是怕測出陽性，會影響工作！有員工測出陽性反應，就是該員工已受到感染，將會傳染同事和在街上播毒。為怕影響工作，便連檢測也不做，這個決定極其官僚主義。
雖然這90名厚生勞動省的人員目前還未出現感染徵狀，但大家不要忘記，此前曾參予「鑽石公主號」工作的厚生勞動省職員，已有四人確診。大家目前對厚生勞動加藤勝信的健康狀況十分擔憂，因為他在接受訪問時曾經咳嗽、「索鼻」，有初步流感的象徵。日本這種官僚式的防疫方法，難怪「鑽石公主號」上會有那麼多人受到感染。
對抗疫情，就要像行軍打仗一樣，要採取極嚴厲的隔離措施，例如疫情爆發的武漢要封城，而爆發的城市要停止了絕大多數的社會活動，才有較大機會控制病毒的散播。在民主社會，政府要考慮自己的民望，不想承認工作疏忽，不想承認疫情失控，以免影響到計劃中的大型活動，例如即將在日本舉行的奧運。
另外，防疫工作也滲入了政治，無論是反對派、利益團體或者宗教組織，都有很強的政治動能，政府很多時候都管不了她們。連「感染新冠肺炎也是愛國」也有人說得出口，實在令人擔心疫情在日本和韓國，是否能夠控制得住。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