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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難揸

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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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難揸

2015年05月05日 18:27 最後更新:18:45

管理金錢並不容易。外匯基金公布今年第一季投資收益,只錄得66億元收益。期內外幣投資賬面勁蝕332億元,全賴債券及股票的收益彌補,才勉強賺到這個66億元的「小數目」的進賬。而外匯基金的單季外匯投資虧損金額如此巨大,也是近年罕見。

外匯基金現時共有3.28萬億元資產,埋單計數,今年首季賺66億,即是0.2%。在現今股市狂升的歲月,季度回報只有0.2%,許多股民都會覺得,由他們管錢,會跑贏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因為炒隻股一日都升幾個巴仙啦。

陳德霖解釋,今年首季美元強勁,歐元、日圓匯價下跌,令到外匯投資出現嚴重匯兌虧損。他又提到,2002年至2003年,以及2006年至2007年,由於美元下跌,外幣上升,分別錄得500億元及300億元的滙兌收益。言下之意,是外幣投資可升可跌,今季度外幣投資雖然出現虧損,但以往也出現過因為外幣上升而有所收益的時候,長遠則會扯平。

坊間有不少意見認為,明眼人都看到外幣繼續下跌這個可能,為什麼金管局沒有適時轉倉,或者進行滙率對沖?陳德霖的回答是,頻密的轉倉,以及做外匯對沖,「投機性會重好多,有機會造成大幅虧損」。

我就比較同情人稱「攞命陳」的陳德霖的處境。因為管理一個3萬元的投資組合容易,但要管理一個3萬億元的組合,卻絕不簡單,一不小心,就會「攞命」。特別是整體不可以出現巨虧蝕的前提下,投資手法便必需要保守,而且要依循很多投資規則。當中有兩條比較主要的規定,便很大程度影響著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其一是規定了美元與其他貨幣資產的比例必需為80:20;另一條規定了債券與股票的比例,也是80:20,這兩條規定,主要令整個組合較穩健。因為港元與美元變相掛鉤,當大部份的資產投資於美元的時候,便不會因為美元匯價變動,在匯兌收益上產生重大的波動。至於規定80%資產要投資於債券上,原因是債券的波幅遠細過股票,所以,即使股市很壯旺,也不要期望外匯基金會有很出色的表現,因為股票佔了資產組合的比例有限。

這些規則保障了外匯基金不會面對太大風險,但也非萬全。在近期美元急升的情況下,若不是80%投資跟了美元,外匯基金會蝕得更恐怖,但在外幣大跌時,即使揸20%外幣資產,仍然入肉,以今年第一季為例,歐元兌美元匯價便下跌了8.3%,(日圓兌美元則反彈了1.2%),如果歐元投資佔外匯基金10%,整個組合就跌了0.83%,等如損失290億,數字相當驚人。

另外就對沖風險的問題,我十分同意「攞命陳」話外匯基金不適合做對沖。多年前中信泰富在澳洲買了鐵礦要用澳元支付收購費用,因而買入大量的澳元衍生工具,對沖澳元匯價上升風險,誰知澳元匯價不升反大跌,就造成巨量的對沖虧損,搞到主席榮智健要落台。外匯基金很難從事這種操作,否則走去沽外幣衍生工具做對沖,怎料外幣不跌反而急升,就要蒙受巨大損失。

要操控這樣大的資產組合,就如揸一隻鐵達尼號大郵輪那樣,相當困難,一不小心就衝冰山。我們買幾萬元股票,贏10%,或者輸10%,都很容易。但去到像股神巴菲特一樣,要操控數以千億美元計的組合,還要每年有10%以上的回報,有很多人取笑股神的回報低,這只是無知之見而已。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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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平受辱小故事

 

港澳辦主任魯平過身,認識他的人都感難過,他是一個對香港有感情的京官,而這種感情,源於香港的歷史。

我和一班老記者在2011年3月,到珠海探望魯平,他那時身體還可以,還建議我們看一些歷史書。言談間他說起,他們那個年代的人,都很愛國,說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其實已不年青)沒有他們的經歷,自然沒有那種感情。

魯平說他當年在上海聖約翰學院唸書,學院處於日本租界那裏(租界等於一個租借地,由外國借了,歸外國管轄),他們騎單車上學,要經過一座橋,有日本士兵把守。學生們經過日本兵前,要下車脫帽,向日本兵行禮。

有一天年青的魯平親眼見到,在他前面有一個印度藉的同校學生(那時上海有各國人士聚居),騎單車過橋,不知是否想著什麼事情,沒有下車敬禮。日本兵二話不說,就把那個同學從車上拉下來,一巴掌就打過去,那同學自然不敢反抗。

魯平說自己平日走過要向日本兵敬禮,已感非常屈辱,看到同學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受日本兵侮辱,也沒有辦法反抗,心中十分苦惱。心想為什麼中國會弱成這個地埗,被列強瓜分中國,在上海劃出英、德、法、日租界?

他們這代人,對香港有特殊的感情,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特別熟悉香港,而是覺得香港作為殖民地,割讓給英國155年,到1997年回歸,是一雪民族之恥,是一填心中之痛。所以在97年香港移交儀式上,這一代人看著英國旗降、中國旗升,熱淚盈眶,喜悅之情,發自內心。

魯平的愛國心,亦提升到成為愛港之心,只想香港成功,不想香港失敗,特別是不想香港回歸之後失敗。

魯平1990年出任港澳辦主任,那是面對香港人心未定,港澳工作一點也不易做,在接近回歸的日子,魯平甚至忙到病倒,他曾透露,當時中方做的很多事情,港人並不理解,每天他吃的午飯,就是將之前一晚的剩菜熱一熱,在辦公室吃當一餐,而且邊食邊爭取時間看香港報紙,越看越激氣,所以胃就開始不妥。

到1994年因為太忙沒有應醫生建議做胃鏡檢查,到1995年就照出陰影,在五月港澳訪問行程結束,返到北京就入院做切除胃癌手術,做了一期化療,魯平就對醫生說,工作實在太多,並沒有做到第二期療程,又投入後過渡的工作,用他自己的形容詞為了回歸這個必須完成的任務,「挺住了」。他們這一代親身經歷了中國的動盪時代,對國家對香港回歸的感覺特別強烈。

反觀我們這一代人,了解中國歷史之事,只能看看書,聽聽父輩講的故事。而我們下一代、下兩代人,距離這些事情就更遠了。最近聽到有個小朋友的中學,升中四下年度的中國歷史科,只有四個人報讀,結果開不成科,我的心就有點痛了。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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