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館，要求領館人員3天內撤離。
一個超級大國，可以如此隨意地決策。美國今天在國際上展示的橫蠻霸道，和30年多年前我讀大學時相比，完全是兩個模樣。當年只有美國口中的共產主義國家，才會這樣行事。當年的美國人，還不斷取笑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全部都是大話連篇的騙子。從蘇聯領袖勃列日涅夫，到北韓領袖金日成，甚至中國的毛澤東，都是順口胡謅的大壞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當年的英雄國家，如今壞蛋當道。
一、謊言的國度。幾十年前共產主義國家吹噓自己是理想國度，但實際上貧窮落後，所以被譏笑為以謊言治國。但是，到了今天，說謊話最多的已換成美國的總統。據《華盛頓郵報》的統計，特朗普上任1261天，共發表虛假或誤導性言論20055次。到去年任期的第3年開始，他的說謊頻率明顯提高，在彈劾案、黑人之死和新冠疫情等3大事情上，成為他近期謊言的「高發地」。以前，如果你告訴別人，美國總統會公然叫人注射消毒藥水去抵抗流感病毒，人們一定當你是瘋子，但如今這類瘋狂事情，卻不斷地在美國白宮草坪上上演。
相對地，中國的領袖處事作風越來越務實，以對抗新冠疫情為例，除了病毒在開武漢剛爆發的短暫混亂時期之後，中央在1月連續派了3個專家組到武漢實地調查，在確認病毒會人傳人之後，馬上向世界公佈，並迅速地將新冠病毒的基因排序公佈全世界。中國所做的這些做事情，過去只有美國才會這樣做。
二、自利的國度。在80年代，美國領導世界，無論歐洲以至日本，都以美國作馬首示瞻，所以1985年美國主導廣場協議，要日圓、德國馬克升值，無人夠膽反對。如今美國總統特朗普公然把「美國第一」列為主要目標。美國擺明以本國利益為本，失去意識型態領導者的道德力量，亦喪失了全球的領導地位。
新冠疫情爆發，問題明顯暴露。過去出現這種全球災難，全世界都會仰仗美國，希望美國領導世界，對抗疫情。但現在的美國，既沒有打算領導世界抗疫，自身對抗疫情也搞得一團糟。至今已有超過400萬人確診，接近15萬人死亡，成為全球疫情最嚴峻的國家，美國給人的印象是既自私又低能，令全世界人都大跌眼鏡。
歐洲本來是美國的緊密盟友，連歐洲人對美國的印象也大幅變差。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於5月對9個歐洲國家共1.1萬人作出調查，結果顯示，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丹麥，有三分二的受訪者，因新冠危機令他們對美國的看法變差。認為在危急時候，美國是歐洲的關鍵盟友的受訪者更是買少見少，意大利算是最多，但也只有6%。美國自私自利的態度，已令其完全喪失了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地位。相對地，中國雖然未有領導全球的能力，但在對抗新冠肺炎上，展示了願意與各國共同合作的態度，例如在開發疫苗上，中國已表示如果成功開發疫苗，會以低廉價格提供給貧窮國家使用。
三、政治掛帥，不講人道的國度。在80年代，中國即使轉向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但仍然給人不重視人道的感覺。我當時的研究生論文主題，就是「王若水與中國人道主義」。王若水是著名文人，曾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提倡人道主義，認為政府要以人為本，當時人道主議自然不是一個主流思想。但發展到今天，在新冠疫情處理方面，中國採取最嚴厲手法控制疫情，同時強調人命最重要，要想方設法拯救生命，結果中國累計確診個案只有86226人，累計死亡人數只有4655人。而在美國，人命好像沒有價值，死15萬人不算一回事，總統只在控制人民期望，「我一早告訴你要死10、20萬人」。看著今天的美國，泛起「世界輪流轉」的感覺。
美國生病了，她會自我痊癒，還是越走越遠。今天關中國一個總領館，明天又會不會在南海擦槍走火呢？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