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單方面要求中國在三日內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威嚇說不排除會關閉更多中國駐美的外交機構。現在美國開始在輿論造勢，指控中國三藩市總領館窩藏一名被美國控告、隱瞞解放軍現役軍人身分的研究人員。不斷向中國開刀的姿態，明顯不過。
分析政治，不能只看表象。特朗普此舉，不止是中美關係緊張的回應行動，更是今年11月總統選舉的主動佈局。美國的疫情失控，經濟下滑，令到特朗普的總統大選選情急速滑入冰窖。上屆總統選舉，特朗普依靠幾個搖擺州份，包括佛羅里達州、賓夕凡尼亞州和密歇根州，以微弱優勢奠定了他的勝利。特別是佛羅里達州，有29張選舉人票，從來都是美國選舉的成敗關鍵，佛州勝，全國皆勝。如今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佛羅里達州的支持率有49.2%，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42.8%，拜登領先特朗普6.4個百分點。情況持續下去，特朗普正滑向敗局。
特朗普在美國幾個搖擺州份選情都明顯落後。
而能夠挽救特朗普的選情，主要有幾個因素：一、扭轉疫情；二、谷高經濟；三、爆出拜登的醜聞；四、向中國開刀，轉移注意。
以美國現時每天有超過6萬個新增確診個案而言，疫情不再惡化，已經偷笑，隨著進入冬天，疫情可能還會進一步大爆發，甚至出現美國抗疫專家福奇此前預計的，每天確診超過10萬人的危局，疫情對特朗普的選情極之不利。
至於經濟，美國隨著疫情惡化，而大大拖慢了經濟重啟步伐。聯儲局不斷無限印鈔，已是既定事實，未來恐怕是股市招炒、經濟續差、失業上升，政府包底的局面，對特朗普的選情同樣不利。
至於爆對手拜登的醜聞，到今天還見不到可以爆出什麼大事件，此前特朗普嘗試利用拜登兒子在烏克蘭投資，想製造醜聞，誰知被對手倒打一耙，爆出特朗普向烏克蘭總統施壓，公器私用，搞得特朗普一身蟻。特朗普玩醜聞抹黑對手上，沒有什麼成效。
特朗普別無選擇，唯有向中國開刀。由現時到11月，估計特朗普會毫不介意地提升中美之間的摩擦。按他的如意算盤，是要中美角力逐步升級。我打你，你報復；我再打大力打你，你再報復。最後恐怕美國要把大量的軍力集結到南海，製造一下近乎擦槍走火的危局，希望借此令美國人民團結一起，槍口對外，就可以扭轉選情。
特朗普這個劇本已經寫好，問題是要看中國是否配合。
我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民主制度的愛好者，因為以前在大學的培訓，都是如此。但在過去30多年對世界各地民主實踐的觀察，最令人失望的是民主選舉制度的歪變。
在民主制度下，每四年或五年就要更換執政者，而執政者從來都想延續自己的執政權力，為了搶奪權力寶座，不但會放棄從政的初心，還會不擇手段，在選舉時製造危機，激發矛盾，激發選民的衝動反應，投自己一票。政客們甚至不惜搞出重大的軍事及社會衝突，只博一票。最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的台灣選舉，當時國民黨總統李登輝引入總統直選，想成為台灣民主之父，又想自己在直選中當選連任，就不惜自製海峽兩岸危局。在大選前一年的1995年，他訪問美國，在演講時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製造兩岸對立。李登輝此舉挑動了大陸的敏感神經，並作出反應。大陸在1996年向台灣外海試射導彈，並舉行兩棲登陸演習，美國亦緊急調動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峽，令到局勢極為緊張。
事後回看，這根本全是李登輝的選舉工程，要激起戰爭衝突來為自己助選，結果他成功當選總統。之後李登輝扶植民進黨人上台，每次選舉都重覆這一套。今年年初的台灣大選，蔡英文亦大力挑動香港局勢，為自己助選，把香港搞得亂七八糟。
如果搞民主，每幾年來一次選舉，而政客為了贏得選舉，都要挑起衝突、在鄰近地方放火、甚至想發動戰爭，以達到選舉目的，在選舉之後，造成本土或鄰近地區長期傷害，這樣的民主制度，是否有建設性，令人極度懷疑。
政客變得短視，變得殘酷，變得不擇手段、變得無所畏懼，只為逼使選民，在極其衝動的情況下，按knee jerk reaction(膝蓋反應)，投下衝動的一票，結果會令整個社會，陷入長期的紛亂當中。這種民主，還值得堅持嗎？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