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少評論家經常說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但說了10、20年，中國經濟不但沒有崩潰，而且越來越強。英國《經濟學人》就刊文評論「中國新經濟」。
《經濟學人》就刊文評論「中國新經濟」。
《經濟學人》仍以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基本的論述框架，與中國官方的立場大相徑庭，但也觀察到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新變化。《經濟學人》的主要分析如下：
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正在危險地升級。早前白宮宣佈它即將在美國禁用TikTok和微信 （兩款中文應用程序），並已經開始制裁香港領導人，此前還派遣了一名內閣成員前往台灣。美國施加的壓力不斷升級部分出於競選需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是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贏得大選的關鍵一招。
還有部分原因則是意識形態，這表明政府鷹派逼切需要在各條戰線對抗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
還有就是反映出特朗普當局自發起貿易戰時就懷有的一種臆想：這種方法會很有效，因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外強中乾。
西方評估中國新經濟的邏輯很簡單。是的，中國已經實現了增長，但維持這種增長只能依靠不可持續的債務、補貼、裙帶關係和知識產權盜竊等方式。只要施加足夠的壓力，中國的經濟就可能崩潰，這會迫使其領導人做出讓步，並最終開放這個國家主導的體系。正如國務卿邁克·蓬佩奧所說：「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促使中國發生變化。」
這個西方邏輯很簡單，但卻是錯誤的。美國關稅戰對中國經濟的傷害並沒有預期那麼大。中國經濟對新冠疫情的抵抗力也要強大得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經濟2020年將增長1%，而美國則是下降8％。深圳股票市場是今年全世界表現最好的股票市場，而不是紐約。正如我刊《簡報》欄目（BRIEFING）解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為未來十年重塑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忘了鋼鐵企業和配額吧。新經濟計劃是讓市場和創新在嚴格限定的範圍內更好發揮作用，並接受共產黨的全方位監督。可能驅動經濟連年增長的不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是威權、科技和活力的殘酷組合。
貶低中國經濟並不鮮見。儘管西方屢加質疑，但從1995年起，中國經濟佔全球經濟總量的份額（按市場價格計算）已從2%上升到16%。硅谷的大公司領導人鄙視地稱中國科技公司為山寨公司；華爾街的賣空者說中國無人居住的鬼城將引發中國銀行業崩潰；統計學家擔心中國GDP數字注水；投機家則警告稱中國資本外逃會引發貨幣危機。中國對這些懷疑論者不屑一顧，因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斷變換模式以適應新的形勢。比如，20年前中國經濟模式的重點是貿易，但現在出口僅佔其GPD的17%。在2010年代，中國官員給了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科技公司足夠空間以便其成長為科技巨頭。就騰訊來說，它創造了一個即時通訊應用——微信。
中國的新經濟模式具有三個要素。首先，嚴格控制經濟週期和債務機制。大規模的財政和債務放水盛宴已經結束。銀行被迫承認表外活動並建立起自己的風險預防機制。更多的貸款是通過整頓好的債券市場發放。與對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反應不同，這次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有所節制，放出的刺激措施金額約為其GDP的5%，不到美國的一半。
第二個要素是效率更高的國家行政機器，它定下的規矩適用於中國經濟的各個角落。在中國大陸，已打造了一個能快速滿足商業需要的商法體系。企業破產和專利訴訟案件以前很少見，但自2012年以來，上升了500%。繁文縟節被抹去：現在在中國成立一家公司僅需9天。更加可預測的規則使得市場機制能夠更順利地運轉，從而提高了經濟生產率。
最後一個要素是模糊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界限。國有企業被迫提升效益並允許私人投資者投資。同時，國家也通過在私營企業內部設立黨組織來加強自己對私營企業的戰略控制。失信黑名單制度會對那些行為不端的公司進行處罰。中國也不再實施粗放的產業政策，比如2015年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而是將關注重點轉移到了如何打通供應鏈瓶頸，這些瓶頸或者是外國威脅下的中國薄弱環節或者是中國易在海外施加影響的節點。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像半導體和電池這樣的關鍵技術領域提高自給自足能力。
短期內，中國的新經濟學表現不錯。不斷高企的債務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就已放緩了增速，貿易戰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也沒有引發金融危機。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正在緩慢攀升，外國投資者的資金正湧入新一代的中國科技企業。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真正的考驗終將到來。中國希望它的以技術為焦點的中央計劃模式能鼓勵創新。
現在有一件事已經很清楚：美國希望一旦發生衝突中國就會屈膝投降的想法，將把人引入歧途。美國及其盟國必須做好準備去應對開放社會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長期鬥爭。遏制這條路是行不通的：與蘇聯不同，中國龐大的經濟精密複雜並與世界緊密相連。西方所要做的是增強其外交能力並建立新的穩定規則，允許自己與中國在某些領域展開合作，比如在抗擊氣候變化和疫情等領域，同時也要繼續在保護人權和國家安全等方面加大力度。中國14萬億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實力雄厚，絕不是靠做白日夢就能抹去的。現在是時候丟掉這種幻想了。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看完《紐約客》雜誌剛出版的文章《The Man Who Refused to Spy》(一個拒絕當間諜的人)，有胸悶的感覺。
一個自由國度， 真的差到這個田地。
《紐約客》雜誌的報道。
《紐約客》是美國最高大上的雜誌，這一篇超過2萬字的長篇報導，通過一個伊朗人的遭遇，觸及了美國體制的深層次問題。
也許要感謝特朗普，如果是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在臺上，這樣的一篇文章，恐怕反而不會被美國媒體發表出來。如今發表了，也好像在批評特朗普吧，其實美國的問題已根深蒂固。
整件事的起源是伊朗一名56歲的材料科學家阿斯加里（Asgari）。他是伊朗精英，英語流利，在美國接受教育，小女兒出生在美國，是美國公民。另外兩個大孩子，也在美國接受教育，並定居在美國。與很多國人想像的不同，雖然美國嚴厲的制裁伊朗，但仍有很多伊朗留學生在美國接受教育，留在美國。
阿斯加里是一個典型，受過良好教育，留過學，這輩子應該從未進過監獄，從未和司法機構打交道。他在伊朗從事的研究工作也與軍事無關。他信奉一句伊朗哲學家的格言：「科學是沒有祖國的(Science is wild and has no homeland)。」
伊朗科學家阿斯加里。
阿斯加里覺得自己是半個美國人，從未想到過，他去美國會有什麼安全問題……
2017年6月，他和他的妻子，登上了前往紐約的班機，去探望他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怎料在紐約機場，他被聯邦調查局逮捕。
事件要回到5年前。阿斯加里是伊朗最富盛名的頂級理工科學府——謝裡夫理工大學的教授，從事材料科學的研究工作。此前，他本人一直對美國這個國家頗有好感，視美國為自己的第二故鄉。阿斯加里早年曾在費城深造，此後子女也曾在美國讀書，另一個小女兒更是在美國出生，成為了美國公民。
長期以來，伊朗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許多軍民兩用物資都無法進口到伊朗。對於阿斯加里來說，雖然他有心於科學研究，但卻也受到了影響。2011年，阿斯加里在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的材料科學實驗室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與同行，這讓他大為欣喜，並決定一年之後利用公休假期能再回來。
2012年11月，阿斯加里持旅遊簽證又前往了美國，因為伊朗的經濟不振，加上自己的兩個孩子在美國讀書需要錢，他決定在實驗室找份工作，專心於科學研究，順便陪伴孩子們。
然而，雖然阿斯加里獲得了凱斯西儲大學的實驗室工作，但他想要申請改換H1B工作簽證卻遇上了麻煩，始終無法獲批，他也只好以「志願者」的身份為實驗室工作。直到2013年3月，校方明確告知阿斯加里，他的簽證申請肯定無法獲批了。
就在此時，令人感到蹊蹺的一幕出現了。2013年4月的一天，阿斯加里的公寓門內塞進了一張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特工的名片，此人名叫馬修·奧爾森（Matthew Olson），名片背面潦草地寫著一些文字，內容是要求阿斯加里給奧爾森打電話。
此後，阿斯加里和奧爾森聯繫上了，起初他們只是在咖啡館隨意地聊聊家常，後來又聊到了阿斯加里假期前來美國、在實驗室工作以及工作簽證無法獲批等事情。此時，這名FBI特工突然稱可以給阿斯加里提供5000美元的報酬，只要他願意去伊朗為FBI做「線人」。與此同時，咖啡館角落裡躲著的另一個人遞上了一份合同，希望阿斯加里能夠簽字。
此時，阿斯加里才意識到，自己掉進了FBI所設的圈套之中，他看著眼前的FBI特工和那份合同，感到十分噁心，並拒絕簽字。之後，阿斯加里飛回了伊朗，可他所要遭遇的「悲劇」，才剛剛開始。
到2017年春天，阿斯加里突然接到通知，自己和妻子在兩年前申請的美國簽證終於獲批了，他們決定前往美國看望在那裡讀書的孩子。但是，簽證此時獲批，時機十分蹊蹺。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剛剛宣佈，禁止伊朗公民持阿斯加里申請的這類簽證入境美國。
也許是簽證申請在這則禁令前已經被提前通過了？又或許是美國國務院的一些官員想給諸如阿斯加里這樣的家庭最後一次團聚的機會？總之，阿斯加里和妻子最終還是于2017年6月21日登上了飛往美國的航班。
然而，當夫婦二人剛剛抵達甘迺迪國際機場之後，兩名機場人員立刻將他們帶進了一間房間，房間裡一群FBI特工正等著他們。
隨後，阿斯加里夫婦又被FBI特工帶到了一家酒店內，FBI特工告訴他們，阿斯加里被捕了。在一份長達12頁起訴書中寫道，在2012年對凱斯西儲大學為期4個月的訪問中，阿斯加里被指控犯下了竊取商業機密、簽證欺詐和11項遠端詐騙等罪行，他的行為使得伊朗政府獲益。FBI特工明確表示，阿斯加里將會面臨「很多年」的牢獄之災。
而更可怕的是，在阿斯加里上一次訪美前、訪美期間以及訪美後，他的電子郵件都已經被FBI監視了，有些更早搜集到的資料甚至來自於2011年。
截圖自《紐約客》報導。
阿斯加里認為這些指控純屬無稽之談，他在凱斯西儲大學時所進行的研究對於材料學家來說，是眾所周知的，不存在什麼商業機密。如果美國政府真的要起訴自己，將會不可避免地在法庭上敗訴。
但FBI特工告訴他，「我們從來沒有輸過一個案子。」而阿斯加里則回應稱，「那這將是你的第一次」。然而，事情遠沒有阿斯加里想得那麼簡單，在美國和伊朗的緊張關係之下，一把「老虎鉗」正越來越緊地鉗制住他。
FBI在向法庭上申請監視阿斯加里電子郵箱時提交的證據，以及起訴他時拿出的證據，根本都是牽強附會乃至蓄意構陷的。
還記得那個在咖啡館向阿斯加里遞上合同的人嗎？他是FBI駐克利夫蘭辦事處的特別探員蒂莫西·柏格斯（Timothy Boggs），工作重點便是伊朗，長期以來，他也一直在對阿斯加里進行評估。
柏格斯認為構，陷阿斯加里一定能找到機會，當時他訪美的旅遊簽證是一大弱點，因為這種簽證並沒有授權他為美國僱主工作。此外，阿斯加里供職于謝裡夫理工大學，那裡的教授無疑會認識一些伊朗從事軍事或核工程的科學家。
報導中提到，FBI申請監視阿斯加里電子郵件時所拿出的「證據」是，他在為凱斯西儲大學實驗室工作期間，曾給一家美國海軍資助過的企業分析過材料樣本，而阿斯加里在伊朗工作的謝裡夫理工大學則「與伊朗海軍有關聯」，因為該校的一個學生曾經發表過涉及水下裝備的文章。
可事實是，這名謝裡夫理工大學學生和阿斯加里沒有關係，根本不是他所屬學科的。阿斯加里本人也對軍事研究沒有興趣，他只對純科學研究感興趣。
此外，從《紐約客》的報導來看，像是阿斯加里被控的「竊取商業機密」，FBI也找不到什麼證據。柏格斯曾找到凱斯西儲大學的科學家亞瑟·豪爾（Arthur Heuer）詢問，得到的答案是，阿斯加里在實驗室的工作內容既不是機密，也不是專利，所謂「竊取商業機密」根本站不住腳。
雖然FBI的這些指控毫無根據，但阿斯加里還是被扣了下來，從抵達甘迺迪國際機場被扣下那一刻開始，等待他的就是「無休止的牢獄之災」。
阿斯加里起先在看守所裡度過了72天，隨後在法庭指派的辯護律師的協助下成功獲得了保釋。可就在此時，他又遭到了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逮捕。
原來，2017年6月底，當阿斯加里抵達甘迺迪國際機場後被FBI逮捕時，他的簽證並沒有在機場被蓋章。《紐約客》稱，可能阿斯加里一開始拿到的就不是真正的簽證，他拿到的簽證可能是FBI向外國公民臨時簽發的一種類似簽證的檔，這只允許他們入境，一旦「某些條件」滿足，FBI就會把人移交給ICE處理。
這根本就是美國政府玩人的一個遊戲。
此後，阿斯加里又被ICE關押了8天。8天后，一名ICE官員告訴他，如果他簽署一份檔案，承諾結案後配合ICE將其遣返回伊朗，他將獲得保釋，否則就會被繼續關押在ICE處理非法入境者的監獄裡。
後來在辯護律師的幫助下，阿斯加里最終勝訴，證明了此前FBI對他的種種「指控」都站不住腳。此時，他本應該可以返回伊朗了，然而他卻又被ICE抓走了。
就這樣，阿斯加里剛剛在一位聯邦法官的審判中被宣判無罪，但隨後就又開始了長達7個月的牢獄生活。他的命運已經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不再屬於美國司法體系。在ICE這個龐大低效的官僚機構之下，關押著大量非法入境美國的難民和移民，沒有任何公開資料、法律聽證會和辯護人可以幫助阿斯加里。
屋漏偏逢連夜雨：監獄條件惡劣，阿斯加里感染新冠肺炎。
在此前幾年的美國監獄生活裡，阿斯加里雖然遭受到了不公，但卻並沒有精神崩潰。在獄中，他與許多非裔嫌疑犯成了朋友，甚至成為了他們的領袖，他幫助調解矛盾糾紛，還教他們物理學知識。
然而，當日子進入到2020年，另一大不幸之事又降臨到了阿斯加里頭上，由於美國監獄內的糟糕條件，他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此前，阿斯加里就患有肺炎、慢性肝病和高血壓等疾病，他也成為了高風險感染人群。今年2月底，阿斯加里的肺部就被感染，但服用了抗生素後病情略有好轉，當時他還不認為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但隨著疫情大流行，ICE將他轉移到了條件惡劣的監獄，最終他還是確診了。
阿斯加里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後，英國《衛報》曾報導此事。
今年5月，事情突然有了轉機。去年底，美國和伊朗就曾交換一對囚犯，此後有消息稱，另一項「互換計畫」正在被討論。根據美媒披露的資訊，阿斯加里的名字出現在了「互換計畫」的名單之中。
6月初，在被ICE拘禁了7個月之後，阿斯加里終於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最終通過美伊的「人質互換」回到了伊朗國內。
雖然日子逐漸恢復到了以往的狀態，阿斯加里的曲折故事看似即將結束，但在回到祖國後，他的一番表態，依舊是那麼具有戲劇性。
「我不喜歡被交換。」阿斯加里表示：「我想在美國的法庭上，在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面前贏得這場官司，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做錯任何事。」
由阿斯加里這番結語看，他真是一位天真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