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上臺，將如何定位中美關係?
網易研究局請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分析美國對華政策。
張燕生認為，拜登上臺宣傳的政策，其實跟特朗普半斤八兩：買美國貨和對中國發難。大家普遍認為是特朗普政府時期才開始搞逆全球化，認為全球化失控和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使美國在全球化中沒有得到預期的利益，其實做這個判斷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奧巴馬和拜登在對上一屆美國政府執政期間。所以，拜登政府依舊會反全球化，但是與特朗普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消極的懲罰性競爭，如發起關稅戰、科技戰、規則戰等；拜登政府更多會採取積極共存型的競爭，即與中國展開更多的制度競爭、科技競爭、價值觀競爭，更多的是做好盟國體系工作，擔當國際責任等。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張燕生全文如下:
一、拜登政府的策略是推動積極共存型競爭
奧巴馬有一句話很有名的話：「美國要再領導世界一百年。」特朗普上臺後的口號是：「美國要再次偉大。」中美之爭的核心問題是美國感覺到了來自中國的競爭。1990年，中國GDP占美國GDP的6.62%，2020年，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重預計將超過70%。IMF和世行也在過去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超過美國。2026到2028年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的GDP，也成為一些權威國際機構間的共識。
中美間在什麼情況下會從戰略競爭走向戰略合作，我個人認為只有一種可能性：美國承認摁不住中國了。像上甘嶺戰役一樣，美國無論怎麼狂轟濫炸也打不下來，最後不得不在板門店與中國簽停戰協議。因此，對中國來講，面臨著一個大的問題是如何像上甘嶺戰役一樣，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美國怎麼使壞都有能力和耐心堅持「我自巋然不動」。最後回到中美合作的戰略基點，回到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上來。
中美經濟關係從戰略競爭到戰略合作預計要經歷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怎麼做到鬥而不破是需要全面系統仔細應對的。
第一個階段是利益之爭。美國目前需要中國，因為美國要擺脫新冠疫情衝擊，使經濟社會生活回歸正常軌道，必須實施大規模經濟救助計畫和經濟復蘇計畫，都涉及到誰能夠接住如此龐大金額刺激計畫的問題。2009年美國經濟遇到金融危機的重創，當時美國一方面通過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等遞交國會報告要把危機責任甩鍋給中國，國會議員也提出讓中國買單的議案；另一個方面，時任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緊急來到北京，目的就一個：遊說中國大量買美國的國債。這次，拜登還未上臺時就提出要發1.9萬億美元（救助計畫），而且以後可能還要發更多錢（復蘇計畫），並會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但如果一個國家借助自己的貨幣是國際貨幣，不加約束地發鈔，讓全世界跟著它吃藥，那全世界是沒辦法的。中國人能夠做到的就是吸取2009年的教訓。
2008年底，中國的宏觀槓桿率只有141%，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經濟體之一。十年後，中國的宏觀槓桿率上升到256%，現在高達280%。當時中美合作利用G20作為全球共同應對危機擺脫困境的治理平臺，最後走出了衰退。2009年中國GDP占世界的8.5%，但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50%。有時我會設想，如果當時人民幣不升值，不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是否就要動用霸權懲罰你，比如對所有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加征27.5%的關稅；當時國際資本大量進入中國，推動了人民幣升值，當2014年8月美國退出量寬，進入加息通道，資本又大量外流，迫使我們不得不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因此，我認為，這次要吸取2009年的教訓，保持好戰略定力。
第二個階段是制度之爭。實際上，這裡的制度之爭更多與經濟方面相關，即美國指責中國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如國有企業、產業政策、工業補貼、智慧財產權、環境、勞工標準等，這些議題反映了中美在經濟制度上的較量。當前，中國與歐盟簽訂的全面投資協定，推動中日韓FTA建設，積極考慮申請加入CPTPP，都將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進步。
第三個階段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之爭。美國要推動世界美國化，中國則堅持和而不同、開放包容。從戰略競爭和對抗走向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始終保持平常心。
中美如何在這三個階段都做到鬥而不破，從而走向合作，對雙方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實際上，第二個階段的博弈現在已經開始了。因為拜登上臺後，人們討論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啟動中美第二階段經貿協議的談判，而中美第二階段經貿協定談判談的議題就是以結構性問題為主，雖然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執行出現了疫情的阻擾，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不會糾纏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會轉向有明顯拜登印記和民主黨主導風格的新談判。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如果拜登對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執行情況表達不滿，只可能是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年來推動簽署RCEP、啟動中日韓FTA談判、積極考慮加入CPTPP，也包括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的落定，都在為新發展階段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開創新局面。從國內看，中國正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具有長期戰略部署的重大轉變。
目前，美國在優先考慮國內問題的同時，也會加大對亞洲地區的投入。如拜登提名的亞洲事務主管坎貝爾，他是一位致力於推動美國重返亞太、推動TPP戰略的重要官員。美國下一步會重返TPP嗎？如果會，他們會做些什麼？我相信美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美國退出TPP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11個國家凍結的22項條款重新啟動，恢復當年TPP下的高標準。
可能做的第二件事是，一定會構建更高標準的新規則，其目的是在拜登時代為全球重新建章立制。
第三件事，是中美在區域、諸邊、多邊等層次上展開全面的規則博弈。實際上，所謂高標準就是能夠長期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力和盟國體系的美國標準。但是美國可以不斷變更規則，它希望在這場規則遊戲中，誰都玩兒不過它。美國標準是在美國體制下衍生出來的，美國常會說：你沒有達到美國的標準，所以你要調整，否則就出局。從這個角度來講，它的高標準並不是真的高，而是跟美國玩兒美國最擅長的、不斷在變化的遊戲。
雖然日本首相菅義偉對中國加入CPTPP委婉地釋放了拒絕的信號，但是日本反對的背後其實是美國的影子。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加入，現在CPTPP的經濟規模只占世界的13%，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17%，中國經濟總量是CPTPP的130%，中國加入CPTPP後其經濟總量占世界的30%，CPTPP就可以變成世界第一大自由貿易區了，因此，中國加入CPTPP對日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拜登上臺第一天對「立訊精密」展開337調查只是一個引子，其背後另有深意。無論是301調查、232調查還是337調查，本質上講是在挑事兒，拜登上臺宣傳的政策，其實跟特朗普半斤八兩：買美國貨和對中國發難。大家普遍認為是特朗普政府時期才開始搞逆全球化，認為全球化失控和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使美國在全球化中沒有得到預期的利益，但做這個判斷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奧巴馬和拜登執政期間。
所以，拜登政府依舊會反全球化，但是與特朗普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消極的懲罰性競爭，如發起關稅戰、科技戰、規則戰等；拜登政府更多會採取積極共存型的競爭，即與中國展開更多的制度競爭、科技競爭、價值觀競爭，更多的是做好盟國體系工作，擔當國際責任等。
二、全球化進入下半場安全重要性顯著上升
全球化的上半場有三個推動力，即是開放推動、市場化推動、創新推動。因此，全球化上半場的重要特徵之一，是世界經濟進入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創新驅動的時期，這個時期也往往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因此，中國從黨的十六大開始就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全球化的上半場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全球經濟社會矛盾積累的潛伏期。因為全球化的三個推動力只推動了效率提升和福利增進，卻沒有解決全球性、地區性及國家內部的公平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對抗和衝突問題；沒有解決泡沫化、虛擬化、空心化的問題。
因此，全球化的下半場這些長期潛伏的矛盾和問題就轉化為三個危機：第一個是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高頻率發生；第二個是社會和政治危機在美歐接連爆發。因為全球化帶來的不公，引起了美國、歐洲、日本國內的矛盾加劇，這才有美國的桑切斯民主資本主義的抬頭。第三個是修昔底德陷阱危機、大國衝突對抗的危機。在1870到1913年的全球化時期，當時的霸權國家英國、法國由盛而衰，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德國由弱而強，大國之間的衝突對抗，最後是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這次是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的主角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衝突對抗。
目前全球化進入到下半場，怎麼做到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呢？對世界各國來講都是個嚴峻的考驗。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應對。第一是胸懷兩個大局。即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復興的戰略全域的大局大勢大策，輕易不能犯常識性錯誤。
第二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從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五中全會的精神，我們可以看到三個「新」。
一是中國進入到發展的新階段，過去40年的一幕正在翻過去，新30年的一幕開始了。過去40年，主要講的是市場經濟的故事、外向型經濟的故事、工業化經濟的故事。未來30年，則要講好科學的故事、法治的故事和民生的故事。對每一個人來講，都會面對如何適應新形勢新情況新要求的問題。
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說易做難。創新要成為第一個動力，創新鏈、創新激勵、創新生態、創新網路、世界大腦如何構造？綠色要成為普遍形態，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時不我待，怎麼做。
三是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要確定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如何擴大內需，如何增加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動全國統籌和城鄉統籌的社保體系建設，如何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和農村剩餘人口市民化的進程等。其中構建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求關稅率趨於下降，非關稅措施進一步取消，便利化效率和水準持續提升，服務業市場准入進一步擴大等。
第二句話是要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其中要深耕東亞、深耕“一帶一路”、深耕美歐生產網路。
第三句話是要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比如，中美如何避免落入薩繆爾森陷阱？中美的經濟結構和貿易結構過去是互補性結構，現在和未來將越來越多是競爭性結構。競爭性結構就會有很大概率落入薩繆爾森陷阱：中國未來的創新和產業的升級會越來越多地動美國的核心競爭力乳酪。因此，當我們進入大飛機、5G、AI等領域，這些產業是美國的核心優勢和技術命根子。要避免這種衝突發生，就要構建更高層次的互補型產業、技術和貿易結構，各自取得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達到新的平衡。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有一定優勢。第一個優勢，從需求端看，中國不但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而且有超高品質的應用場景。中國市場規模大不必說，品質高的其中一個因素，源於中國1995年後出生的新生代孩子們的需求特點是高品質的。因此，誰能滿足中國新生代的需求特點，誰就佔據了全球競爭的制高點。如何通過需求側的革命和供給側的革命滿足中國的大市場是我們要深入思考的。
第二個優勢，中國科技的春天已經到來。現在年輕的孩子們選擇專業時，不像過去的人熱衷於學金融、管理、學習怎麼發財致富，找好工作。很多1995年後出生的孩子，越來越多開始學習科學。他們學習科學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熱愛、興趣，我認為中國科學真正的春天開始了。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要吸取一些教訓。2015年美國經濟復蘇，第一次加息時，全球資本流出中國、流向美國、流向歐洲，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減少了1萬億美元，當時出現了一些現象，如一些中國企業家在全世界買買買，買境外的球隊、電影院線、酒店、葡萄酒莊園等，資本大量外流最後導致國家在2016年、2017年進行了嚴格的外匯管制。美國經濟復蘇後，從2018年開始，特朗普發起了貿易戰、科技戰。因此要吸取這個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推動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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