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達成15%全球最低稅率協議 對中國影響微 對跨國科企影響大

當地時間6月5日，七國集團（G7）就跨國公司納稅規則達成協議，同意向跨國公司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告訴記者：「經過多年的討論，G7財長們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即改革全球稅收體系，使其適應全球數字時代。」

該協議旨在結束長達數十年的「鬥低稅率競爭」，即各國競相以超低稅率和免稅優惠吸引企業巨頭。對於亞馬遜、谷歌等美國科技巨頭來說，它們預計將在業務運營的國家繳納更多稅款。

G7財長在倫敦舉行會談。

協議顯示，G7財長同意以國家為基礎，向跨國公司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並採取措施確保企業在在其開展業務的國家納稅。

對G7國家來說，15%的最低稅率遠低於其目前水平。根據稅收基金會的數據，2020年，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美國、英國的企業稅率分別為32%、29.9%、29.7%、28%、27.8%、21%和19%。

該協議補充稱：「我們承諾在稅收權利分配上達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授予市場國家向最大、最賺錢的跨國企業（利潤率超過10%）利潤的20%進行徵稅的權利。」

G7財長定於6月5日至6日在英國倫敦舉行會議，這是新冠疫情以來各國財長首次舉行面對面會晤。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將這一協議形容為「歷史性的」。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將這一協議形容為「歷史性的」。蘇納克在推特發文稱，此舉將有助於打擊大型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

據聯合國估計，跨國公司轉移利潤導致各國政府每年損失的稅收高達500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之間。

《金融時報》5月份曾報道稱，如果各國財長能達成非正式協議，那麼G7領導人可能在G7峰會上正式簽署該協議，以便向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全面框架（inclusive framework）」進行磋商的135個國家提交一份計劃。「這可能導致一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企業稅收改革。」

多年來，富裕國家一直難以就從谷歌、亞馬遜和臉書等大型跨國公司徵收穫得更多稅收達成一致。有關全球稅制改革的談判始於2013年，但由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的賦予企業納稅選擇權的「安全港」原則而一度陷入停滯。拜登上台後宣佈放棄該原則，提出將全球企業最低稅率設定為15%，打破談判僵局。

如果確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不低於15%，會發生什麼？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前特別助理戈登斯坦（Jeff Goldstein）曾舉例稱，一家總部在A國的公司在B國報告收入，B國的稅率是11%。在全球最低稅率為15%的情況下，A國將「補足」稅款，並從B國收取該公司利潤的另外4%。這將削弱企業向低稅率地區轉移的任何優勢，並迫使各國遵守全球標準。

外媒分析，最低稅制生效後，對於美國的科技巨頭來說，它們預計將在業務運營的國家繳納更多稅款。企業將難以轉移到稅率較低的地區謀取更多利潤；與此同時，此舉還可以為富裕國家獲得更多稅收，以彌補新冠疫情對各國造成的經濟損失。

如果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能夠在多邊談判層面成功，將對各個國家、企業產生影響。

中銀研究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倡議的影響、挑戰及建議》中指出，長期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將低企業稅率作為吸引國際投資、擴大本地企業規模和就業率的重要手段，甚至展開「逐底競爭」。2001年至今，全球平均企業稅率由27%降至20.2%。

無論是G20、OECD經濟體還是非OECD經濟體，企業稅率均保持平穩下行態勢，其中OECD經濟體下降幅度最大，為7.88個百分點；非OECD經濟體降幅最小，為6.23個百分點；G20成員國降幅為6.92個百分點，目前平均企業稅率仍高於25%。

上述報告還分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倡議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在穩定政府稅收制度、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壓降債務負擔，防範公共債務危機等方面具有促進作用。

對於中國的影響，此份報告認為，中國落實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所面臨的內部障礙較小。中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較高，一般標準為25%，既高於OECD包容性框架下12.5%的稅率目標，也高於美國15%的最低稅率底線。另外，OECD倡導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只適用於營收超過7.5億歐元的大型跨國公司，受影響的主要是高利潤跨國公司，對廣大中小企業不會產生影響。

協議對低稅率國家影響最大。

根據稅收基金會的數據，2020年企業稅率低於15%的國家包括塞浦路斯（12.5%）、愛爾蘭（12.5%）、吉爾吉斯斯坦（10%）、卡塔爾（10%）、匈牙利（9%），以及澤西島、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等稅率為0的避風港。這些國家和地區勢必將受到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影響。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中國副總理劉鶴及美國財長耶倫剛剛通完電話，華盛頓第二日就又出制裁，美國總統拜登在6月3日簽署行政命令，修訂禁止投資與中國軍方有關聯企業的禁令，擴大至國防及監控技術企業，由特朗普政府時的48間增至59間，包括華為、中芯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等公司。

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表示，行政命令是要阻止美國投資支持中國軍工聯合體、以及軍事、情報和安全研發的項目。美國發現在中國境外使用、開發或使用中國監控技術，以鎮壓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構成了不尋常及特殊威脅，決定擴大對中國企業的投資禁令，禁止美國民眾投資損害美國與盟友安全及民主價值的中國企業。

拜登政府這一舉動，很大程度上是對前總統特朗普政策的延續，其中大部分中國公司，原本就在特朗普政府發佈的投資「黑名單」上。

對比兩份清單，有幾個發現:

第一，由特朗普政府時期制裁的48間中企增至59間，大部份位列特朗普投資禁令清單中的中國企業，仍然被保留了下來。比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華為、海康威視、中芯國際等等。

新一批面臨禁令的中國公司中，有一些是之前名單中所列大型企業的子公司或者關聯公司。比如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關聯的一些企業，以及華為的兩家融資關聯公司。中航科工旗下的洪都航空等則是拜登政府新添加的。不過，這一名單並不是最終版本。一位匿名美國官員對媒體表示，「在未來幾個月，將把更多企業納入到新行政命令的限制清單中。」換言之，這份名單將不斷進行修正。

第二，行政命令的範圍擴大。特朗普最開始的行政命令只是要求美國投資者必須停止購買清單所列中國企業的證券。拜登的新禁令則擴大到禁止投資這些中國企業的基金。華盛頓還給出了一個退出機制。禁令雖然8月2日就生效，但投資者可以在未來12個月內選擇拋售所持股票或基金。一年期滿後，這類證券將無法在美國市場上交易。

第三，執行部門由國防部轉為財政部。華盛頓認為，特朗普時期的投資禁令存在法律漏洞，所以才會遭遇一些法律挑戰。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小米曾在“黑名單”上，但後來通過訴訟移出名單。小米目前也不在新公佈的投資禁令名單上。所以，明確每家公司被列入清單的原因，避免類似情況再次出現，最新投資禁令就改由處理經濟制裁經驗豐富的美國財政部來主管。

美國財長耶倫將執行新禁令。

中國副總理劉鶴及美國財長耶倫剛剛通完電話，拜登第二日就又出制裁，而且是由耶倫執行。不過美方這個行動亦唔難理解，兩國準備埋枱進行商貿談判前，這是美方經常用的談判手段，先在談判前出招，以增加自己在談判桌上的籌碼。外交界對拜登的這份制裁名單，並不意外，不管是特朗普時期制裁的48家中國企業，還是拜登這次列出的59家企業，這些都顯示出，拜登的對華戰略與特朗普沒有本質區別。

內地《環球時報》的評論認為，華盛頓又對中國出手了，讓我們再一次深刻體會到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以及華盛頓壓制中國發展的偏執態度。中國社會的一個印象被事實反復證明：無論白宮的主人是誰，對華戰略都是換湯不換藥，甚至在有些領域可能會變本加厲；一個認識也被不斷強化：丟掉幻想，中國人必須自強。

這次的「黑名單」正是特朗普政府時期制定的所謂「中共涉軍企業」清單2.0版。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是在去年大選失利後推出的這份清單，當時的情境決定了這是一個充滿隨意性、政治目的性極強的臨時舉動。事實上，這個清單一出來立即就在美國引發了混亂。如紐交所先是將三大中國電信運營商摘牌，然後又撤銷，最後又摘牌。那麼短的時間里翻來覆去，完全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行為體該有的樣子。而小米和籮筐科技第一時間提訴後獲得勝訴，並被移出「黑名單」，這也證明「清單」缺乏法律依據。

《環球時報》的評論認為，如此損人不利己的「黑名單」，在華盛頓穩住政治陣腳之時本應予以廢除。但拜登政府沒有，反而變本加厲，搞出一個2.0版。總體而言，新禁令更便於操作，性質也更加惡劣。看來，拜登政府完全缺乏魄力和能力擺脫對華民粹主義的禁錮，或者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意願。被列入「黑名單」的很多企業和軍工根本沒什麼關係，其實大家都懂，華盛頓就是想把這些科技綜合實力強的中國優秀企業給打趴下。

《環球時報》相信，華盛頓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壓制並不是一天兩天了，但中國科技非但沒有趴下，反而越壓越強。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科技從一開始就立足於自主研發，從而獲得強大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其次是因為美國的打壓根本上違背市場規律，且缺乏國際道義，從而作用力一定是有限的，難以持續。如果美國願意玩意識形態，就讓它自己玩去吧，最終它會發現，被晾在一邊的是它自己，吃大虧的也是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