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力反對派近年大量遠走他方，移民歐、美、加各地，但人數增加後逐漸引起當地政客注意，爆發反對香港政治移民的浪潮。最近一個爆發點是德國，一爆起來就成為未來選舉的熱點。
德國聯邦議會網站日前公布了一份收錄於5月18日的文件，顯示德國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就香港政治難民政策，向德國聯邦政府提出連番質詢。
結果潛逃德國的鄺頌晴即刻在德國「世界報」（Die Welt）的專欄評論反擊，話「另類選擇黨」是污名化他們，指責該黨「殘忍且卑鄙地」利用流亡港人來煽動仇外情緒。
德國聯邦議員Keuter接受記者採訪再次質詢香港移民的問題。
德國聯邦議員Keuter其後接受記者採訪，再次回應質詢香港移民的問題，採訪內容都幾有火藥味。
Keuter首先猛烈抨擊德國移民政策是「災難性的」，指移民中的恐怖分子已經在自己的國家犯罪，理應被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卻通過非法越境、非法移民等種種手段，到了歐洲逃避法律制裁。
在他看來，這些暴力分子是向德國「輸出衝突」，導致德國成為一個火藥桶、一個戰場。然而，綠黨和自民黨卻越來越多地歡迎來自緬甸和中國的移民，特別是羅興亞人、維吾爾族人，以及來自香港的政治移民，這不僅會給德國帶來新的，難以預估的問題。
24 歲的「滑鼠娘娘」鄺頌晴（中）。
Keuter質疑鄺頌晴在報章撰文攻擊「另類選擇黨」時「一無所知」，根本沒有看過質詢議案。
他直指問題的核心不在於鄺頌晴等人現在是不是一個問題，而是未來在德國的香港移民是否會像在德國的其他恐怖分子移民那樣，成為影響德國社會的一個問題。更何況，很多NGO正在聚集眾多力量，一起支持這些從香港來的、有暴力傾向的反對派人士。
因此，這些來自香港的政治人物支持暴力，即使人數較少，一旦到了德國，也將仍然是未來影響德國社會的「眾所周知的麻煩」。
Keuter又批評，像鄺頌晴這類在德國的香港政治反對派人物，很可能是「投機分子」，指他們不僅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全、不遭到政治逼害的環境中，更希望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風港」，有良好的金融等基礎環境，以便繼續開展他們的「鬥爭」，甚至還想在德國建立香港人組成的「流亡營」。
這意味著，香港移民濫用德國聯邦政府現行的庇護難民和針對移民等政策，獲取在德國的政治難民身份。Keuter在接受採訪時指出，這恰好是德國聯邦政府對香港的「替代外交政策」，質疑德國政府是將香港暴力示威者視為籌碼。
Keuter就認為，德國聯邦政府的這種做法相當危險，會促使香港移民成為影響德國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
反移民勢成今年德國其中一個重要政治議題，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將於今年9月26日舉行。右翼「另類選擇黨」是德國第3大黨，一向以反移民見稱，在2017年選舉取得12.6%議席，勢力舉足輕重。
另類選舉黨已開始針對香港政治移民發難，這些香港流亡者，未來在德國會成為政治狙擊對象，很難有好日子過。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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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