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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參選者不要忽略選委會的新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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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參選者不要忽略選委會的新職能

2021年09月07日 16:23 最後更新:16:49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將於本月19日完成選舉,其中社會福利界共有23人競逐12個席位,屬競爭最激烈的界別,其他勞工界等的選舉,基本已可看到終局,就是愛國者佔有絕對優勢。

這是全國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選舉,整體而言過程順利。

社會對選委會的產生有多種評論,市民基本接受這一制度將會是香港相當一段時期內的基本制度,但也有一些不同聲音,大致上概括有幾個關注點:

1、選委會自動當選占多數,缺少選舉成分,民主越行越遠。

參選社會福利界別的狄志遠與傳媒聚會,稱今次選舉不理想,1500席中近千議席無選舉成分,若太多界別可自動當選,選舉人易受質疑。

2、之前講選委不搞清一色,現在政府將安全系數設得太高,民主派被拒之門外。

今次僅兩名非建制派可“入閘”,分別為新思維狄志遠、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憂慮缺少民主派的立法會選舉,在低競爭、入閘門檻模糊的情況下,不利香港社會發展。

3、選委會由建制派占大多數勝出後,新的選委會能否如市民的期望發揮作用?

我認為,這些評論的思維仍停留在修改選舉制度之前,未有認真了解人大修改選舉制度的初心是什麼?

為什麼選擇這種與香港過去的選舉概念、做法很不一樣的制度?如果這些前提不搞清楚,未來如何觀察選舉、參與選舉就難以同行在一個軌道上。

其實,我們可以把話說得直白一點:

一是完善選舉制度就不是繼承之前的選舉制度,既然不是繼承的關係,那麼就不必要以過去的選舉制度當作尺規來衡量今天的制度。

基本法講得很清楚,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制度,都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選舉制度經過回歸後二十多年的演變,所出現的情況並非讓香港得以大發展,反而是產生的亂象不斷,拖着政府無法施政,經濟無法推動,民生無法改善,市民越來越唾棄這種選舉制度,已到了不改革香港走不下去的地步。

既然過去那套已經不適應香港的實際情況,改革是最好的選擇。

二是民主是否好東西,我們不能一言定論。

有人稱,香港民主發展需在“狹縫中努力”。

我認為,民主如果是好東西,不需在狹縫中而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廣闊空間中生長。

但照搬西方的“民主”肯定不是好東西,因為西方也沒有樹立一個成功的“民主”樣板,衡量何為“民主”、在選舉中增加多少“民主”成分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需要從實踐中總結。

前些年,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同意香港逐步開放選舉中的“民主成分”,但都被反對派“團結一致”地否決了。

連號稱為“民主派”的反對派,“民主”是不是好東西也說不清楚,而且他們把喊打喊殺、肆意擾亂社會秩序、把法治踩在腳下當作“民主”,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謬!

對這樣的“民主”,不要說是否有“狹縫”生存,可能連立錐之地都不要幻想,香港再經不起折騰了。

三是選委會不搞清一色,並非指政治上的尺度有寬有松。

成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正是嚴格控制委員會的品質。“愛國者”當選是完善選舉制度的第一要義,如果為了粉飾一下,對一些人放鬆標準,對另一些人給予方便,那麼選委會的品質控制就是一句空話。

正如政務司長所指,資格審查委員會不會讓假扮擁護《基本法》,偽裝效忠特區的人進入管治體制。

選舉不是做給別人好看、熱鬧的。

選委會來自各行業、各界別,組成人員並非“清一色”,但主要職責都是監督治港者不是“口頭”愛國者,而是有國家胸懷、有政治擔當的愛國者。

同時,還要對“治港者”察其言觀其行,監督他們成為能幹事、幹成事的有能之士。

四是新一屆選委要樹立大局觀和職能觀。

全國人大決定明確,選委一任五年,並賦予了選委在任期中的職責,包括通過提名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在選舉中選出有能力的愛國者,從而治理香港並解決深層次問題;監督政府、立法會履行好職責等職能。

客觀而言,新的選委會比過往歷屆職責更大,任務更重。

現在不同界別的選委組合,紛紛打出選舉政綱,如勞工界選委共有68人爭奪60席,當中50人為工聯會成員,他們打出八大主張包括“選出高效議會,督促政府擔當有為”等,表達對新一屆政府和特首的訴求。

此舉無疑是讓有志從政者掌握民情民意。但政綱再好,選委的目標不能偏離,要放下不同界別的小利益,同心協力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這才是我們選委應有的原則和初心。

為此,有必要提醒有志參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人,要重視新的選委會職能,他們不再是過去舉一次手就結束使命,手中的監督權五年有效。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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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港官與市民

 

上周,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在香港舉辦多場演講,內地和香港官員均發表演說,中央官員金句連連,“慢進也是退步”、“蘇州過後無艇搭”,談思路、講舉措、繪願景,情真意切地希望香港各界要認識到,要贏得明天,今天就要齊心讓“港九列車”並上“復興號”高鐵。

 

京官的講話,無論香港人聽懂了多少,但講總比不講好,多講比少講更好,這是一次國情補習課,對社會、對政府以及政商界尤為重要。

香港政府也隆而重之,組織各界人士到列,同樣熱鬧非凡。

特首還積極作出回應,表示已經向中央就“十四五”規劃提交了六個範疇的策略性文件,餘下國際創科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兩個範疇,正與相關界別交流,將會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中公佈。

京官、港官共同推介“十四五”規劃,特別是對香港部分比較着緊,這是過往香港管治中不常見到的新形態,可見中央對香港的重視程度,也可見香港對國情缺乏理解的問題。

 

香港過往喜歡與新加坡、上海較勁。

新加坡已經借疫情迅速發展金融業,特別是圍繞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大力發展外匯交易市場。從資料上顯示,新加坡的交易量增長至每天5495億美元,一舉超過了香港而成為亞太區最大的外匯市場,試圖確立亞太金融貿易中心地位。

上海也公佈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從確定目標、具體措施、落實時間表都有詳細表述,到2025年上海成為服務全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融資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中心,為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面臨南有新加坡,北有上海的強大競爭,但政府現在拿出的僅是策略性文件。

策略非策動,顯然大大落後於形勢,一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態度,與這次宣講的意義和氣氛有點反高潮。

其實,作為市民最關心的不一定是願景,而是近身的事項。

這兩天全國政協委員走訪了大灣區幾個發展重點區域,在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多,對內對外交往全面受阻,香港與灣區通關仍未有時間表,在這種情況下,廣東各級政府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取得的成果來之不易。

但也看到兩地之間的融合仍有一些問題需要改進。

第一,應設立工作層面的對接機制,掃除三地融合發展中的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問題還是三地體制不同,三地政府及市民的思維也不大一樣,“隔閡”這個問題依然突出。

對廣東來說,搞大灣區是為了深化改革,大家也想借此向國家爭取一些優惠或特殊的開放政策;而香港方面,政府官員則比較茫然,除了官方宣傳“走進大灣區” (其實香港也是大灣區一部分,這說法本身並不貼切) 之外,大部分官員也不大關心深圳河以北發生了什麼事。

因此,前不久香港政府在深圳口岸邊境,動土興建“超級殯儀城”,引起了兩地市民的矛盾。

也因此有需要在中央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下,推動成立若干工作層面的專責小組,就三地發展規劃、法律服務、資格互認等各種要素流動存在的問題,及時協商或會商解決方案。

原則上涉及具體的事項主要由省、特區間解決; 如果涉及事項比較重大,或者是需要政策上有大的突破,由省和特區聯合提出方案呈報中央領導小組決定。

今年,梁振英副主席發起成立的“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由粵港兩地相關成員組成,就南沙的發展提出建議。

據聞,委員會成立時間不長,已經取得了不少合作成果。

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發揮兩地特別是民間的主動性,在工作層面先動起來,凡事不一定要等中央領導小組定方案,這將推動大灣區更快、更實地取得成效,防止各搞各的規劃,避免類似“超級殯儀城”再次發生。

第二,三地在創科的資源、規劃等方面合作,需要更大的創新和突破。

中央要求大灣區成為國際一流的創科中心。

香港是“基礎科研強,應用科研弱”,而廣東方面有強大製造業為支撐,可以實現“香港科研力+內地製造力”。目前這個“+”仍未有效連接。

一是港深創科園要有大思路、大規劃。

“河套”交予香港後,目前爛地一片,進度絕不理想。特別是香港仍以“先建樓、後招租”,而不是根據創科園定位進行建設。

我認為,中央有關部門應牽頭,協調粵港兩地政府重新規劃“河套”地區,將新界北部分土地和深圳的連接地,按照國際一流創科中心來考慮,由中央出面引進一些國家需要的、大型的國內外科研機構,並且在人才、資金、法律、科技服務等方面,給予自由進出的特殊政策,以發揮各自的優勢。

二是香港正受到來自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打壓,對此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和技術準備。

可把眼光放寬一些,有些歐洲國家,如德國、俄羅斯等,他們在科技方面也有深厚的根基,可以加大與他們的合作和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已經在大灣區合作辦校,可充分運用這些資源,既可以在科技研發上儘快對標國際一流水平,減弱美國及個別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和制裁。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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