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將於本月19日完成選舉，其中社會福利界共有23人競逐12個席位，屬競爭最激烈的界別，其他勞工界等的選舉，基本已可看到終局，就是愛國者佔有絕對優勢。
這是全國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場選舉，整體而言過程順利。
社會對選委會的產生有多種評論，市民基本接受這一制度將會是香港相當一段時期內的基本制度，但也有一些不同聲音，大致上概括有幾個關注點：
1、選委會自動當選占多數，缺少選舉成分，民主越行越遠。
參選社會福利界別的狄志遠與傳媒聚會，稱今次選舉不理想，1500席中近千議席無選舉成分，若太多界別可自動當選，選舉人易受質疑。
2、之前講選委不搞“清一色”，現在政府將安全系數設得太高，民主派被拒之門外。
今次僅兩名非建制派可“入閘”，分別為新思維狄志遠、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憂慮缺少民主派的立法會選舉，在低競爭、入閘門檻模糊的情況下，不利香港社會發展。
3、選委會由建制派占大多數勝出後，新的選委會能否如市民的期望發揮作用？
我認為，這些評論的思維仍停留在修改選舉制度之前，未有認真了解人大修改選舉制度的初心是什麼？
為什麼選擇這種與香港過去的選舉概念、做法很不一樣的制度？如果這些前提不搞清楚，未來如何觀察選舉、參與選舉就難以同行在一個軌道上。
其實，我們可以把話說得直白一點：
一是完善選舉制度就不是繼承之前的選舉制度，既然不是繼承的關係，那麼就不必要以過去的選舉制度當作尺規來衡量今天的制度。
基本法講得很清楚，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制度，都必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選舉制度經過回歸後二十多年的演變，所出現的情況並非讓香港得以大發展，反而是產生的亂象不斷，拖着政府無法施政，經濟無法推動，民生無法改善，市民越來越唾棄這種選舉制度，已到了不改革香港走不下去的地步。
既然過去那套已經不適應香港的實際情況，改革是最好的選擇。
二是“民主”是否好東西，我們不能一言定論。
有人稱，香港民主發展需在“狹縫中努力”。
我認為，“民主”如果是好東西，不需在“狹縫”中而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廣闊空間中生長。
但照搬西方的“民主”肯定不是好東西，因為西方也沒有樹立一個成功的“民主”樣板，衡量何為“民主”、在選舉中增加多少“民主”成分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需要從實踐中總結。
前些年，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同意香港逐步開放選舉中的“民主成分”，但都被反對派“團結一致”地否決了。
連號稱為“民主派”的反對派，“民主”是不是好東西也說不清楚，而且他們把喊打喊殺、肆意擾亂社會秩序、把法治踩在腳下當作“民主”，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謬！
對這樣的“民主”，不要說是否有“狹縫”生存，可能連立錐之地都不要幻想，香港再經不起折騰了。
三是選委會不搞“清一色”，並非指政治上的尺度有寬有松。
成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正是嚴格控制委員會的品質。“愛國者”當選是完善選舉制度的第一要義，如果為了粉飾一下，對一些人放鬆標準，對另一些人給予方便，那麼選委會的品質控制就是一句空話。
正如政務司長所指，資格審查委員會不會讓假扮擁護《基本法》，偽裝效忠特區的人進入管治體制。
選舉不是做給別人好看、熱鬧的。
選委會來自各行業、各界別，組成人員並非“清一色”，但主要職責都是監督治港者不是“口頭”愛國者，而是有國家胸懷、有政治擔當的愛國者。
同時，還要對“治港者”察其言觀其行，監督他們成為能幹事、幹成事的有能之士。
四是新一屆選委要樹立大局觀和職能觀。
全國人大決定明確，選委一任五年，並賦予了選委在任期中的職責，包括通過提名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在選舉中選出有能力的愛國者，從而治理香港並解決深層次問題；監督政府、立法會履行好職責等職能。
客觀而言，新的選委會比過往歷屆職責更大，任務更重。
現在不同界別的選委組合，紛紛打出選舉政綱，如勞工界選委共有68人爭奪60席，當中50人為工聯會成員，他們打出八大主張包括“選出高效議會，督促政府擔當有為”等，表達對新一屆政府和特首的訴求。
此舉無疑是讓有志從政者掌握民情民意。但政綱再好，選委的目標不能偏離，要放下不同界別的小利益，同心協力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這才是我們選委應有的原則和初心。
為此，有必要提醒有志參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人，要重視新的選委會職能，他們不再是過去舉一次手就結束使命，手中的監督權五年有效。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力，中聯部原副部長 。
眾所周知，俄烏衝突的一個重要起因，是美國主導的北約組織及其軍事力量部署不斷尋求向東擴展，日益逼進俄羅斯邊界，俄感到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脅，在與美國和北約多次溝通無效、提出就簽署歐洲長期安全保障條約進行談判遭到拒絕的情況下，在烏克蘭發生了直接的戰爭。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無論對俄羅斯，還是對北約，烏克蘭都是隔在雙方之間的最後一塊緩衝地。
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以俄羅斯為一方，以美國、北約和烏克蘭為事實另一方的交戰雙方依然沒有停戰的跡象。
這其中，始終在爭論而又沒有得到重視的根源性問題，就是北約是否應停止東擴以及如何實現整個歐洲的長期安全保障。
今年4月，正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75周年。7月將就此召開北約紀念峰會。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近日解密了關於俄羅斯與北約早期關係的幾份機密文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1992年2月25日時任北約秘書長曼弗雷德•韋爾納（此前任西德國防部長）在莫斯科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議長）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會談的速記稿。
北約秘書長韋爾納（右一）1992年2月25日在莫斯科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左一）會見時的照片
俄羅斯媒體對此作了廣泛報導和評論。
根據速記稿記載，韋爾納在會談時對哈斯布拉托夫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能在從烏拉爾到大西洋這一新的安全環境下生活的歐洲。這個統一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靠三個支柱來支撐。第一個支柱是赫爾辛基進程；第二個支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它將為我們共同體的堅實政治未來奠定基礎；第三個支柱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速記稿中的相關談話內容
韋爾納非常樂觀地描繪了北約這個支柱對俄羅斯所起的作用：“我們希望俄羅斯和獨聯體所有其他成員國都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員會。據我所知，有些人對我們的意圖仍然表示懷疑。我要在這裡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需要穩定，需要促進和平的某種因素。我們不會干涉俄羅斯的內政，也不會干涉獨聯體其他主權成員國的內政。我們希望同前蘇聯的所有加盟共和國都建立最良好的關係。這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這樣我們就可以確保我們的關係得以長期穩定，我們都會因此而過得更好”。這位北約秘書長同時還強調，鑒於冷戰已經結束，他作為北約秘書長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同俄羅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聯繫。
作為回應，哈斯布拉托夫重申，“俄羅斯願同北約軍事集團開展合作，以消除各種威脅，包括世界在前蘇聯各地可能面臨的核威脅”。“我們接手了很多問題，包括國內問題，也包括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內部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擁有年輕民主的俄羅斯不會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蘇聯解體前夕，為緩解歐洲緊張局勢，美歐等國家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就兩個德國統一問題，實際是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併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和磋商。
美國要求蘇聯分步撤出部署在東德領土上的蘇聯軍隊，提出東德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的一部分，自然成為北約的成員。北約軍隊將取代蘇聯軍隊駐紮東德。作為交換，美德法等國領導人多次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在兩德實現統一之後不再向東擴張，哪怕是“一英寸”。
根據這一共識，1990年9月12日，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和東德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根據條約，俄羅斯於1994年全部撤出了部署在東德的軍隊，北約軍隊隨後進駐。
我們來看美國時任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是如何就北約未來是否東擴問題作出表態的。
1990年2月9日，貝克到莫斯科會見戈爾巴喬夫。在談到統一後的德國同北約的關係時，貝克說，“我們明白，無論蘇聯，還是其他歐洲國家，都需要獲得這樣的擔保：如果美國在北約的框架內繼續維持在德國的存在，那麼北約的轄區和軍事存在的範圍就絕對不可以向東擴張。我們認為，在2+4機制框架內開展的磋商和討論，應該就德國統一不會導致北約這一軍事組織向東擴展作出承諾”。
戈爾巴喬夫回答，“我們總體上贊成這樣的思路”。接下來，貝克又從另一個角度表示，有兩種可能，不知蘇聯方面更傾向於哪一種。“一是德國不加入北約，完全獨立，而且沒有美國軍隊駐紮。二是可以同北約保持聯繫，但要保證北約的管轄範圍和軍隊不會從現有界線向東擴張”。
戈爾巴喬夫答：“這些我們都會考慮。我們希望在領導層面深入討論所有這些問題。當然，北約範圍擴大顯然是不可接受的”。貝克即刻回應，“這一點我們同意”。（《戈爾巴喬夫與德國問題》，當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282頁；《戈爾巴喬夫全集》第18卷，2011年俄文版，第269、617頁）
而在此前幾小時貝克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會談期間，貝克表達得更加直接了當：“毫無疑問，北約的管轄範圍和軍隊不會向東推進，應該成為鐵一般的保證”。再看德國當時的態度。1990年2月1日，德國外長根舍在美國駐波恩使館舉行的會議上明確表示，“東歐的變化和德國統一進程不應損害蘇聯的安全利益。因此，北約必須排除向東擴張其領土，即使其接近蘇聯邊界的情況發生”。這在當時被稱之為解決未來德國與北約關係的“根舍公式”。
1990年2月10日，德國總理科爾訪問莫斯科，同戈爾巴喬夫舉行一對一會談。科爾說，“我們認為，北約不應擴大自己的覆蓋範圍。這裡要找到理性的解決方案。我對蘇聯的利益有準確的認識”。（《戈爾巴喬夫與德國問題》，當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頁）
法國也作了明確表態。1990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密特朗在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表示，“無論如何，北約的前沿戰線（法國不參與其防禦），不應當推進到未來統一了的德國的東部地區”。
遺憾的是，蘇美（俄美）雙方當時沒有就此共識簽署任何文件，就是說，共識只是口頭上的，沒有落實到文字，更沒有法律效力。
前面提到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裡也沒有這方面的條款。從現有掌握的檔案材料看，戈爾巴喬夫當時並未要求將美歐領導人所作的承諾落實到文字上，哪怕是備忘錄，更不要說有法律效力的條約類文件。
這不能不說是外交史上一個沉痛的教訓。
沒有幾年時間，美國的調子變了，不承認了。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據理力爭，但空口無憑，明顯吃了啞巴虧。
隨著一些中東歐國家陸續入約，俄倍感西部安全環境處於被動不利狀態。普京2000年執政後，不止一次提起西方對北約組織不再擴大所作的承諾，批評北約試圖將俄羅斯拖入新的對抗，要求美歐停止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設施裝備到已經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國家。
2017年，普京接受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的訪談時，曾指責戈爾巴喬夫沒有要求簽署關於北約不擴張的書面協議。但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一切都已於事無補。
可以再簡單回顧一下美國和北約的調門是如何變化的。
2014年4月，北約一位發言人公開說，“俄羅斯官方人士斷言，美國和德國的官方代表1990年曾承諾不會把北約組織擴大到中歐和東歐，不會在俄羅斯邊界附近建造軍事基礎設施，也不會在那裡部署駐軍。我要說的是，從未有過這樣的承諾；也無法核實俄羅斯是否發表過這樣的聲明”。
2021年12月，在美國國務院的吹風會上，有記者再次提出，貝克曾在1990年親口向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不會再搞東擴，請問是否有過這樣的說法。
發言人內德•普萊斯回答，“像前幾屆政府一樣，我們多次明確表示，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我們致力於在布加勒斯特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當相關國家準備好並能夠履行相關承諾時，北約仍然是這些有抱負國家的選擇。他們可以並願意為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作出貢獻”。
普萊斯還表示，“任何人都無權對北約作出的決定擁有否決權。烏克蘭有權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路線。這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捍衛和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2022年2月20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在俄與北約關係最緊張的時刻，在德國ARD電視頻道就當年2月18日《明鏡週刊》披露的一份檔案材料（其中記錄了美英法德四國外長1991年3月6日在波恩達成的似向蘇聯作出承諾的共識，即北約不再從德國東部繼續向東擴張，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不可接受）發表評論，稱“北約沒有違背不向東擴張的承諾，因為壓根就不存在北約不再東擴這樣一個協定。沒有！北約的決策是30個成員國共同作出的。說北約國家已經商定放棄北大西洋公約裡規定的東西，這樣的決定在哪兒都不存在”。
隨著時間的推移，北約依舊不斷向東擴展，致使1999年以來的入約國數量增加了一倍，發展成為擁有32個成員國的龐大的軍事政治同盟，大大縮小了對俄羅斯的合圍之勢。俄羅斯感到自己的安全環境在不斷惡化。
2021年12月，俄羅斯為確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侵犯，從底線出發，多次建議美國和北約儘快與俄就未來歐洲長期安全保障問題簽署正式文件，以解決俄面臨的最大威脅，主要包括不吸收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北約不再進一步東擴，北約將其駐軍退回到1997年東擴前的防線以內等內容。
但這一建議遭到美國和北約方面的拒絕。
對於本文前面所提的會談速記稿，俄羅斯中央副主席諾維科夫指出，沃爾納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對話有力駁斥了西方關於“沒有向任何人就北約東擴問題承諾過任何事情、也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的說法是多麼荒謬。
事實證明，它被記錄下來了，並成為當前開展社會政治辯論的有力依據。
還有評論指出，美國政客對全世界撒謊是習慣性的。他們對自己的選民，對美國的盟友，甚至對全世界，都在不斷地撒謊。
比如，美國說蘇聯在戰勝納粹德國方面的發揮的作用竟然是“微乎其微”的；美國當初在對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就是睜眼說瞎話；美國對北溪燃氣管道是誰策劃組織爆炸的更是極盡推託之勢。
1990年，美國高官多次在正式場合承諾不會將北約向東擴張到中歐和東歐，但現在他們竟然是一臉無辜的樣子，厚顏無恥地否認原來說過的一切，真是可恥可悲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