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團在香港舉辦多場演講，內地和香港官員均發表演說，中央官員金句連連，“慢進也是退步”、“蘇州過後無艇搭”，談思路、講舉措、繪願景，情真意切地希望香港各界要認識到，要贏得明天，今天就要齊心讓“港九列車”並上“復興號”高鐵。
京官的講話，無論香港人聽懂了多少，但講總比不講好，多講比少講更好，這是一次國情補習課，對社會、對政府以及政商界尤為重要。
香港政府也隆而重之，組織各界人士到列，同樣熱鬧非凡。
特首還積極作出回應，表示已經向中央就“十四五”規劃提交了六個範疇的策略性文件，餘下國際創科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兩個範疇，正與相關界別交流，將會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中公佈。
京官、港官共同推介“十四五”規劃，特別是對香港部分比較着緊，這是過往香港管治中不常見到的新形態，可見中央對香港的重視程度，也可見香港對國情缺乏理解的問題。
香港過往喜歡與新加坡、上海較勁。
新加坡已經借疫情迅速發展金融業，特別是圍繞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大力發展外匯交易市場。從資料上顯示，新加坡的交易量增長至每天5495億美元，一舉超過了香港而成為亞太區最大的外匯市場，試圖確立亞太金融貿易中心地位。
上海也公佈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從確定目標、具體措施、落實時間表都有詳細表述，到2025年上海成為服務全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融資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中心，為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面臨南有新加坡，北有上海的強大競爭，但政府現在拿出的僅是策略性文件。
策略非策動，顯然大大落後於形勢，一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態度，與這次宣講的意義和氣氛有點反高潮。
其實，作為市民最關心的不一定是願景，而是近身的事項。
這兩天全國政協委員走訪了大灣區幾個發展重點區域，在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多，對內對外交往全面受阻，香港與灣區通關仍未有時間表，在這種情況下，廣東各級政府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取得的成果來之不易。
但也看到兩地之間的融合仍有一些問題需要改進。
第一，應設立工作層面的對接機制，掃除三地融合發展中的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問題還是三地體制不同，三地政府及市民的思維也不大一樣，“隔閡”這個問題依然突出。
對廣東來說，搞大灣區是為了深化改革，大家也想借此向國家爭取一些優惠或特殊的開放政策；而香港方面，政府官員則比較茫然，除了官方宣傳“走進大灣區” (其實香港也是大灣區一部分，這說法本身並不貼切) 之外，大部分官員也不大關心深圳河以北發生了什麼事。
因此，前不久香港政府在深圳口岸邊境，動土興建“超級殯儀城”，引起了兩地市民的矛盾。
也因此有需要在中央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下，推動成立若干工作層面的專責小組，就三地發展規劃、法律服務、資格互認等各種要素流動存在的問題，及時協商或會商解決方案。
原則上涉及具體的事項主要由省、特區間解決； 如果涉及事項比較重大，或者是需要政策上有大的突破，由省和特區聯合提出方案呈報中央領導小組決定。
今年，梁振英副主席發起成立的“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由粵港兩地相關成員組成，就南沙的發展提出建議。
據聞，委員會成立時間不長，已經取得了不少合作成果。
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發揮兩地特別是民間的主動性，在工作層面先動起來，凡事不一定要等中央領導小組定方案，這將推動大灣區更快、更實地取得成效，防止各搞各的規劃，避免類似“超級殯儀城”再次發生。
第二，三地在創科的資源、規劃等方面合作，需要更大的創新和突破。
中央要求大灣區成為國際一流的創科中心。
香港是“基礎科研強，應用科研弱”，而廣東方面有強大製造業為支撐，可以實現“香港科研力+內地製造力”。目前這個“+”仍未有效連接。
一是港深創科園要有大思路、大規劃。
“河套”交予香港後，目前爛地一片，進度絕不理想。特別是香港仍以“先建樓、後招租”，而不是根據創科園定位進行建設。
我認為，中央有關部門應牽頭，協調粵港兩地政府重新規劃“河套”地區，將新界北部分土地和深圳的連接地，按照國際一流創科中心來考慮，由中央出面引進一些國家需要的、大型的國內外科研機構，並且在人才、資金、法律、科技服務等方面，給予自由進出的特殊政策，以發揮各自的優勢。
二是香港正受到來自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打壓，對此要有長期的思想準備和技術準備。
可把眼光放寬一些，有些歐洲國家，如德國、俄羅斯等，他們在科技方面也有深厚的根基，可以加大與他們的合作和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已經在大灣區合作辦校，可充分運用這些資源，既可以在科技研發上儘快對標國際一流水平，減弱美國及個別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和制裁。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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