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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不上闖前海,不妨到南沙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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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不上闖前海,不妨到南沙試水

2021年10月25日 14:03 最後更新:14:07

融入大灣區系列 之一

許多香港朋友在問,前海、橫琴的發展相對成熟,已難有插足機會,怎麼辦?

只要有心,任何時候都不會遲,南沙或者是年輕人的一個好機遇、好選擇。

半年前,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成立,借鑒香港行之有效的諮詢委員會的運作模式,邀請內地和香港的各界翹楚任委員。

這個委員會最大的特點,是香港成員將境外資本、營商經驗、流動要素帶入南沙,以帶動內地城市;內地成員則提供國家發展方向、規劃經驗,以大格局推動粵港兩地合作,共同形成既有官方引導,也有民間參與的新合作方式。

兩周前,諮委會開啟一個全新探索,其轄下的服務中心掛牌,作為首個粵港合作的多功能前沿平台。

服務中心向粵港非牟利機構開放,首階段吸引了16家香港具有代表性的機構進駐,包括工商協會、專業團體和社會團體。

每間機構根據實際狀況,參與的形式不一,有些是直接將其作為駐內地的分部,從香港調派同事進駐;有些本身在大灣區其他城市有設點,開闢南沙分部增加新功能。

對於暫未派員的香港機構,服務中心也會在廣東聘請一批專員,為其提供遠程服務。

服務中心設立的意義是什麼?

粵港兩地的合作,在政府層面的正式交流以外,還需要搭建恒常化的粵港兩地“天地連線”平台,做好兩地的溝通、交流和對接。

服務中心將16家香港機構群聚一起,是希望發揮好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將合作的願景,一步步落實。

概括而言,服務中心發揮的三大功能:
Research MessageEngagement

第一,Research實地調研。

要挖掘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機會,要走出香港“中環視角”的局限性,親自走入每一座大灣區城市,扎扎實實在當地做研究,去親眼看最新的發展佈局,和當地的各個社會群體交流,結合“在地”的視角,去思考、去沉澱。

這種合作,不是去簡單“複製”過往的合作模式,而是去挖掘粵港雙方單獨做不成、但結合力量後可以開創的新領域、新模式,探索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新角色、新定位。

舉個例子,國家已經是海洋大國、航運大國和造船大國,但在海事保險、海事爭議解決等領域,目前仍較多聘請外國機構來解決。

而香港法律服務專業、規範,但在本地市場由於沒有這個需求,所以參與到該領域的人數也不多,但未來能否發展起這個門類呢?

這就是兩者本來皆無,但合作起來可以開創的新領域。

第二,Message做粵港雙向解說、解決粵港之間的資訊不流通問題。

香港和內地城市之間,經常存在“互不知情”的狀況。

對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並不掌握內地發生的事情。

曾經聽過不少笑話,香港政商高層人士誤將“十四五規劃”講成“計畫”,更有甚者以為“十四五”就是“第十四個月的五號”舉辦的會議,所以簡稱為“十四五”。

大家讀不懂也看不明,國家“五年規劃”的演變歷史和背後的邏輯思路。

更進一步去觀察,大部分人關注的都限於“港澳專章”,去細數字數的變化,如果多了幾個字就會很高興地認為受到國家的重視。

而對於其他章節對國家未來發展佈局的描述,看也不看。如果連國家下一步如何走都不清晰,又如何去定位香港自身的角色呢?

同樣,內地城市對香港也是“霧裡看花”。

尤其是2019年社會事件、以及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兩地隔絕往來已近2年。

除了耳熟能詳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外,香港的獨特優勢還可以發揮在哪些空間呢?

面向國家的新發展格局、大灣區的新產業佈局,香港的獨特角色又在哪呢?

可以發揮好香港雲集各方分析和評估專家的優勢,去找准產業鏈的關鍵節點,從而面向全球招商,吸引國際資源和人才聚集嗎?

在這個範疇,服務中心就是發揮雙向解說的工作,既通過進駐的機構將大灣區日新月異的發展資訊傳遞到香港社會,也透過這些機構代表將香港優勢傳遞到內地社會。

第三,Engagement達成兩地的合作。

服務中心作為一個多功能的平台,集合了粵港兩面回饋回來的查詢、合作需求整合,以點連線、以線帶面的形式,帶動起更多的合作探索,這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新模式。

對此,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長期跟進粵港兩地合作,有深刻體會。

以近日在香港社會上引起討論的“新界北”為例,研究中心今年4月開宗明義提出“南金融、北創科”的概念。這並不是突然之間的靈感展現。

中心早在2010年就系統性地發表過“邊境地區策略性發展”的研究。

在這十年的漫長時間內,中心多次做邊境地帶的實地調研、也深入做科技領域的研究,並且走訪各地的政府部門、業界、市民大眾,舉辦過多次交流會。

正是持之以恆的溝通聯絡,不斷探索,才能將合作的願景,一步步推向落實。

在此,祝願服務中心開張大吉,馬到功成。

作者:

黃曉琳,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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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者要知市民冷與暖

 

辛亥革命110周年了,完成孫中山歷史使命的,不是他創立的國民黨,而是晚於這場革命10年才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共產黨可以實現孫中山追求的“振興中華”的願望?

有許多的歷史必然、歷史經驗可以歸納,但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直至今天共產黨100周年之際,依然堅持不斷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自己的使命。

為什麼現在香港談共產黨不再被視為異類?

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時,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指他為共產黨,以扣“紅帽子”作為打擊他的手段。

今天這些“指控”已經過時,香港人不再恐懼或不接受共產黨,因為大家看到、聞到、接觸到,共產黨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做得到。

任何社會改革、發展儘管有時會讓一部分人付出代價,但總體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有前景的,有溫度的、能持續堅持下去的,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援和信任。

香港的執政者、管治團隊、建制政黨是否樹立這些執政理念?

最新一期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出了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藍圖,與深圳合作形成一個大的發展區,兩地市民為之鼓舞。

首先,這個描繪摒棄了過去關起門來做自己事,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河之隔深圳發展現實的單向思維。

這次宣佈的新藍圖,等於放棄了引起鄰區不滿的“殯儀城”,重新規劃深港連接區。

在我看來,這不單是一個規劃的重大改變,而是反映出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香港政府在觀念上開始發生改變,不再是口頭上、一般性講融入大灣區,而是開始將香港作為是大灣區其中一部分來規劃。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施政報告”徹底拋棄了多年來英國遺留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思想魔咒。

過去,相當部分的香港政府官員,錯將這個概念當作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標誌,政府不需要對未來經濟發展作出規劃,更不能對一些被扭曲的市場行為作出適當調整,甚至干預,讓市場能夠健康發展。

特別是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民怨已存在多年,但一直以各種理由,包括什麼“市場調節”、“民意共識”等拖延,不願正視。

現在主動提出在新界北,發展宜居、宜業、宜遊“北部都會區”,是吸納了民間智庫及社會聲音,主動作為邁出的重要一步。

雖然該規劃僅為提供給社會討論的藍圖,仍有待充實成為具可操作的政策,但未來可期。

如何將藍圖變為現實,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藍圖雖然是中長遠的規劃,但要貫徹始終。

內地有一句話,“一張藍圖畫到底”。意思是政府換屆換人,但藍圖不會改,只會在實現的過程中更加豐富它、完善它。

香港的執政者要有這樣的心胸和意志,對於已經規劃好的藍圖,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礙,都要有擔當和勇氣努力實現,而不是以本屆與歷屆作區別,這樣只會讓團隊無所適從,更大的問題是市民原本的期盼,讓本屆的標新立異而無望,這不是執政為民的做法。

第二,藍圖也不宜設計太多,必須從香港的實際需要出發。

前年的“施政報告”講“明日大嶼”,今年則提出“北部都會區”,都稱之為解決上百萬人的住房問題。這兩個規劃將是未來二十年、三十年的大投資和大工程,屬中長遠規劃。

但從香港的實際出發,特別是財政支撐、產業佈局、市民急需等方面考慮,哪個應優先發展,市民難從中體會到。

有大願景是好事,但也要解決近半香港市民之所急,如果讓他們再等十年才解決住房窘迫的情況,香港的美好將蕩然無存。

第三,藍圖要具可操作性,華而不實是虛無主義。

香港政府過去強調“小政府、大市場”,因而過往的官員明顯缺乏有規劃、有策略的發展思維。

即使是爭取加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近年的“大灣區建設規劃”,香港政府也往往是處於被動局面,不習慣如何借助國家藍圖,為香港謀劃未來。

可幸,在社會發出“南金融,北創科”的呼聲後,政府接納了相關建議,並將之納入施政報告中。

但如何統籌發展,如推動什麼產業?將投入多少資金?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土地產權中,實現“北部都會區”等等,都要有具體的答案。

其中發展什麼產業要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這將涉及到與鄰區創科如何配合,大學課程如何設置,交通物流如何規劃,就業和居住人口如何平衡等,這些都不是政府一個部門可以回答的政策,需要調動各方合作,才能讓施政報告落實為具體行動。

第四,藍圖要貼近市民的需要,要有溫度。

前些天聽到政府主責人講“劏房有什麼問題,是年輕人想有私隱”之類的話,實在難讓人釋懷。

執政者應知市民冷暖,我相信沒有哪個年輕人,為了私隱而偏要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

政府花大力氣規劃藍圖,斥巨資搞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就是要讓市民有獲得感,如果市民沒有這樣的感受,政府所做的一切為誰而做?“講了當做了”的應付式管治,應該休矣。

香港政府要學習共產黨堅持發展為民,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先進管治理念,希望不但學得形似,更要神似。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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