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了,完成孫中山歷史使命的,不是他創立的國民黨,而是晚於這場革命10年才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共產黨可以實現孫中山追求的“振興中華”的願望?
有許多的歷史必然、歷史經驗可以歸納,但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直至今天共產黨100周年之際,依然堅持不斷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自己的使命。
為什麼現在香港談共產黨不再被視為異類?
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時,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指他為共產黨,以扣“紅帽子”作為打擊他的手段。
今天這些“指控”已經過時,香港人不再恐懼或不接受共產黨,因為大家看到、聞到、接觸到,共產黨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做得到。
任何社會改革、發展儘管有時會讓一部分人付出代價,但總體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有前景的,有溫度的、能持續堅持下去的,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援和信任。
香港的執政者、管治團隊、建制政黨是否樹立這些執政理念?
最新一期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出了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藍圖,與深圳合作形成一個大的發展區,兩地市民為之鼓舞。
首先,這個描繪摒棄了過去關起門來做自己事,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河之隔深圳發展現實的單向思維。
這次宣佈的新藍圖,等於放棄了引起鄰區不滿的“殯儀城”,重新規劃深港連接區。
在我看來,這不單是一個規劃的重大改變,而是反映出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香港政府在觀念上開始發生改變,不再是口頭上、一般性講融入大灣區,而是開始將香港作為是大灣區其中一部分來規劃。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施政報告”徹底拋棄了多年來英國遺留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思想魔咒。
過去,相當部分的香港政府官員,錯將這個概念當作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標誌,政府不需要對未來經濟發展作出規劃,更不能對一些被扭曲的市場行為作出適當調整,甚至干預,讓市場能夠健康發展。
特別是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民怨已存在多年,但一直以各種理由,包括什麼“市場調節”、“民意共識”等拖延,不願正視。
現在主動提出在新界北,發展宜居、宜業、宜遊“北部都會區”,是吸納了民間智庫及社會聲音,主動作為邁出的重要一步。
雖然該規劃僅為提供給社會討論的藍圖,仍有待充實成為具可操作的政策,但未來可期。
如何將藍圖變為現實,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藍圖雖然是中長遠的規劃,但要貫徹始終。
內地有一句話,“一張藍圖畫到底”。意思是政府換屆換人,但藍圖不會改,只會在實現的過程中更加豐富它、完善它。
香港的執政者要有這樣的心胸和意志,對於已經規劃好的藍圖,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礙,都要有擔當和勇氣努力實現,而不是以本屆與歷屆作區別,這樣只會讓團隊無所適從,更大的問題是市民原本的期盼,讓本屆的標新立異而無望,這不是執政為民的做法。
第二,藍圖也不宜設計太多,必須從香港的實際需要出發。
前年的“施政報告”講“明日大嶼”,今年則提出“北部都會區”,都稱之為解決上百萬人的住房問題。這兩個規劃將是未來二十年、三十年的大投資和大工程,屬中長遠規劃。
但從香港的實際出發,特別是財政支撐、產業佈局、市民急需等方面考慮,哪個應優先發展,市民難從中體會到。
有大願景是好事,但也要解決近半香港市民之所急,如果讓他們再等十年才解決住房窘迫的情況,香港的美好將蕩然無存。
第三,藍圖要具可操作性,華而不實是虛無主義。
香港政府過去強調“小政府、大市場”,因而過往的官員明顯缺乏有規劃、有策略的發展思維。
即使是爭取加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近年的“大灣區建設規劃”,香港政府也往往是處於被動局面,不習慣如何借助國家藍圖,為香港謀劃未來。
可幸,在社會發出“南金融,北創科”的呼聲後,政府接納了相關建議,並將之納入施政報告中。
但如何統籌發展,如推動什麼產業?將投入多少資金?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土地產權中,實現“北部都會區”等等,都要有具體的答案。
其中發展什麼產業要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這將涉及到與鄰區創科如何配合,大學課程如何設置,交通物流如何規劃,就業和居住人口如何平衡等,這些都不是政府一個部門可以回答的政策,需要調動各方合作,才能讓施政報告落實為具體行動。
第四,藍圖要貼近市民的需要,要有溫度。
前些天聽到政府主責人講“劏房有什麼問題,是年輕人想有私隱”之類的話,實在難讓人釋懷。
執政者應知市民冷暖,我相信沒有哪個年輕人,為了私隱而偏要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
政府花大力氣規劃藍圖,斥巨資搞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就是要讓市民有獲得感,如果市民沒有這樣的感受,政府所做的一切為誰而做?“講了當做了”的應付式管治,應該休矣。
香港政府要學習共產黨堅持發展為民,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先進管治理念,希望不但學得形似,更要神似。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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