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了，完成孫中山歷史使命的，不是他創立的國民黨，而是晚於這場革命10年才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共產黨可以實現孫中山追求的“振興中華”的願望？
有許多的歷史必然、歷史經驗可以歸納，但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直至今天共產黨100周年之際，依然堅持不斷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自己的使命。
為什麼現在香港談共產黨不再被視為異類？
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時，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指他為共產黨，以扣“紅帽子”作為打擊他的手段。
今天這些“指控”已經過時，香港人不再恐懼或不接受共產黨，因為大家看到、聞到、接觸到，共產黨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沒有哪個政黨可以做得到。
任何社會改革、發展儘管有時會讓一部分人付出代價，但總體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有前景的，有溫度的、能持續堅持下去的，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援和信任。
香港的執政者、管治團隊、建制政黨是否樹立這些執政理念？
最新一期的特首“施政報告”，提出了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藍圖，與深圳合作形成一個大的發展區，兩地市民為之鼓舞。
首先，這個描繪摒棄了過去關起門來做自己事，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河之隔深圳發展現實的單向思維。
這次宣佈的新藍圖，等於放棄了引起鄰區不滿的“殯儀城”，重新規劃深港連接區。
在我看來，這不單是一個規劃的重大改變，而是反映出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香港政府在觀念上開始發生改變，不再是口頭上、一般性講融入大灣區，而是開始將香港作為是大灣區其中一部分來規劃。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施政報告”徹底拋棄了多年來英國遺留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思想魔咒。
過去，相當部分的香港政府官員，錯將這個概念當作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標誌，政府不需要對未來經濟發展作出規劃，更不能對一些被扭曲的市場行為作出適當調整，甚至干預，讓市場能夠健康發展。
特別是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民怨已存在多年，但一直以各種理由，包括什麼“市場調節”、“民意共識”等拖延，不願正視。
現在主動提出在新界北，發展宜居、宜業、宜遊“北部都會區”，是吸納了民間智庫及社會聲音，主動作為邁出的重要一步。
雖然該規劃僅為提供給社會討論的藍圖，仍有待充實成為具可操作的政策，但未來可期。
如何將藍圖變為現實，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藍圖雖然是中長遠的規劃，但要貫徹始終。
內地有一句話，“一張藍圖畫到底”。意思是政府換屆換人，但藍圖不會改，只會在實現的過程中更加豐富它、完善它。
香港的執政者要有這樣的心胸和意志，對於已經規劃好的藍圖，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和阻礙，都要有擔當和勇氣努力實現，而不是以本屆與歷屆作區別，這樣只會讓團隊無所適從，更大的問題是市民原本的期盼，讓本屆的標新立異而無望，這不是執政為民的做法。
第二，藍圖也不宜設計太多，必須從香港的實際需要出發。
前年的“施政報告”講“明日大嶼”，今年則提出“北部都會區”，都稱之為解決上百萬人的住房問題。這兩個規劃將是未來二十年、三十年的大投資和大工程，屬中長遠規劃。
但從香港的實際出發，特別是財政支撐、產業佈局、市民急需等方面考慮，哪個應優先發展，市民難從中體會到。
有大願景是好事，但也要解決近半香港市民之所急，如果讓他們再等十年才解決住房窘迫的情況，香港的美好將蕩然無存。
第三，藍圖要具可操作性，華而不實是虛無主義。
香港政府過去強調“小政府、大市場”，因而過往的官員明顯缺乏有規劃、有策略的發展思維。
即使是爭取加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近年的“大灣區建設規劃”，香港政府也往往是處於被動局面，不習慣如何借助國家藍圖，為香港謀劃未來。
可幸，在社會發出“南金融，北創科”的呼聲後，政府接納了相關建議，並將之納入施政報告中。
但如何統籌發展，如推動什麼產業？將投入多少資金？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土地產權中，實現“北部都會區”等等，都要有具體的答案。
其中發展什麼產業要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這將涉及到與鄰區創科如何配合，大學課程如何設置，交通物流如何規劃，就業和居住人口如何平衡等，這些都不是政府一個部門可以回答的政策，需要調動各方合作，才能讓施政報告落實為具體行動。
第四，藍圖要貼近市民的需要，要有溫度。
前些天聽到政府主責人講“劏房有什麼問題，是年輕人想有私隱”之類的話，實在難讓人釋懷。
執政者應知市民冷暖，我相信沒有哪個年輕人，為了私隱而偏要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
政府花大力氣規劃藍圖，斥巨資搞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就是要讓市民有獲得感，如果市民沒有這樣的感受，政府所做的一切為誰而做？“講了當做了”的應付式管治，應該休矣。
香港政府要學習共產黨堅持發展為民，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先進管治理念，希望不但學得形似，更要神似。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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