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及後見傳媒、見議員、見社會各界人士，都反覆講中央對她全力支持，這是她的力量源泉；對她的施政報告一字不改，全盤接收云云。
這應該是她發自內心的話，也是老實話。
大家都明白，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是真心實意、一以貫之的，不僅僅是對特首個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對香港的愛護，對“一國兩制”這一獨特政治制度的堅持。
我們談中央的支持，不妨深入探討一下中央最希望香港成就什麼？
從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包括會見特首時都反覆提及，希望香港儘快融入大灣區，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科創研發、文化創意的影響力。
顯然，當前迫切的問題是香港如何融入大灣區，這不但是中央的關切，也是香港政府當前的首務。
從政治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並列入了“十四五規劃”專章。
這一戰略，已經成為香港深化實踐“一國兩制”、參與國家治理體系的政治要求和目標。
因此，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建設中應站位更高、視野更闊，並自覺將如何參與作為每年的施政佈局，實實在在回應中央以及大灣區其他省、區的發展要求。
如果不從這一層面看融入大灣區，就難以積極處理好相關協同合作，更實現不了自身建設做得扎實、有效和穩步推進。
從發展的角度看，融入大灣區是社會各界提出多年，更有智庫提出“南金融、北創科”這一新的發展格局。
釋放大量新界北部土地作發展用途，與鄰近地區協同效應，必將對香港未來發展帶來重大改變，如可實現，可以說是香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里程碑。
從現實的角度看，“告別劏房”、創造就業機會、解決青年人的發展問題，一直都是中央牽掛在心的事項。
特別是青年人到大灣區工作等問題，中央和廣東省給了不少的優惠政策。
因此，香港要解決上述困局，必須要開拓思路，跳出香港的本土小圈子，將問題放在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中，進行一攬子思考和規劃。
特別是利用深港合作，開拓新的產業，這是牽着牛鼻子的那根繩。
《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的描繪，僅是開了一個好頭，但似乎並未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特別是涉及到應該解決什麼問題，更是言者不多，聞之甚少。
我認為，發展什麼產業應該是“北部都會區”的一個核心問題。
回看一下，香港由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確實不是由政府的產業規劃形成的，而市場端視內地，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發展需要，聞風而動並隨着社會的客觀環境作出調整的。
過往由於香港自身市場細小，自然形成“輕工業、轉口貿易、金融業”的產業結構。這是香港發展的特色之一，也是香港今天轉型的基礎。
簡單的話，就是香港從來都是依託在內地的發展，從中開拓自我發展的空間。
因此，政府在實施“北部都會區”規劃時，除了要考慮解決香港市民的房屋問題外，更要結合深圳的藍圖，造就香港的新產業。
當然，形成能夠引領香港經濟發展的新產業，除了發揮香港現有研發優勢外，還要考慮匯聚大量企業，這方面需要與內地深度合作，才可以開創新的局面。
正如，中環之所以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商業中心之一，不是這裏有多美麗、有多繁華，而是因為香港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法律制度，為國際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他們相適應的營商環境，也為內地企業走向海外、進行適應性熱身的市場平台。
同樣，來自各方的科技企業為什麼要匯聚新界北，並願意落戶發展呢？
首先，取決於香港政府選擇哪些與港深配套的項目，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產業。
如果在發展思路上忽視這點，沒有將中央的支持轉化為具體的政策的實體，說再多的支持也無濟於事。
其次，在當今中美科技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不少華人科學家正在受到美國的打壓，香港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機會。
過往，香港主要通過本地大學為平台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但幾間大學新增教職有限，只能通過產業才可以吸引基礎研究和產業型兩大類科技人才。
再次，對於產業型人才來說，生活環境和配套固然重要，但“學有所用、用有所業”才是他們的吸引力。
因此提供產業化平台，才可能有大型科技企業落戶香港。
而對於深圳乃至全國的科技企業來說，如果利用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在新界北建立國際研發中心，對他們吸引國際科技人才也能產生特別的便利。
研究人員方舟認為，如果香港能夠把握這樣的天時地利，將香港的自身優勢和國家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相結合，有機會在新界北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慧、生物科技、晶片設計和電動車電池的產業研發基地。
當然，是否發展這些產業，香港政府還需要做大量的調研的工作，探訪鄰近地區的產業集群，分析國際市場的變化，聽取不同的科技、經濟、法律等專家的意見，從而打造有香港獨特發展模式“北部都會區”，而不是靠兩個人“黑箱作業”，隨意描畫一個涉及香港長遠發展和未來前景的藍圖。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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