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愛國者治港”寫入六中全會公報

香港人在回歸前，對中央的重大會議一向不太關心，尤其是精英階層對中央不同時期作出的決定、公報讀不懂，理解不了，但面對今天的中共中央，此情已經不再。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剛結束，我身邊不少人密切留意，特別中共中央舉辦的新聞發佈會，收視率超過往常的觀看點，高官們、政界人士很快有了回應。

最快當數財政司長在次日社交網站表示，中央六中全會決議，對國家的未來發展，以至對香港都同樣意義重大。

能夠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說明香港社會越來越重視中央的重大決策、重大舉措，並自覺地與香港前途和發展聯結起來，這就是人心回歸。

近年，港澳台問題都會在中央公報中出現，但提法往往與當時的情勢相結合。

如，2019年10月31日發佈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當時關於港澳台部分寫道：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

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要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促進統一。”

在2020年10月29日發佈的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關於港澳台部分寫道：

“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1年11月11日發佈的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中，關於港澳台問題的最新論述：

“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上，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六中全會公報中，在港澳問題上，首次將“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寫入中央公報；在台灣問題上，重申“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的同時，也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客觀而言，這些論述不是新提法，但有新內涵，是根據形勢的需要重申要求。

一、既是重申原則性，也有現實針對性。

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時，就“港人治港”已明確了界限和標準，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和要求，因此政府官員、行政和立法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但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相當部分人士包括身居高位的，未能自覺成為“愛國者”，甚至參與從事顛覆國家和特區政權的行動。

今天六中全會公告中作出明確提示，是對過去行為的修正，也是對特區建制體系提出了重回正軌的要求。

二、既是現實針對性，也是指出未來鬥爭的嚴峻性。

從近些年香港掀起的政治風波，雖經中央出手處理後，目前已經由亂及治，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些風波的出現，是與內部各種反動思潮、與外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香港干預、滲透的結果。

特別是中美關係表面趨於緩和，但兩國之間因制度不同而形成的價值觀差距沒有變，兩國為維護不同的利益較量沒有變，兩國長期以來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沒有變，總而言之矛盾仍將持續。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要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維護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只能由愛國者治港（澳），才能應對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各種政治衝擊和壓力。

三、既是鬥爭的嚴峻性，也是回歸治理港澳的一貫性。

既然香港處於對外鬥爭的前沿，那麼由什麼樣的人來治理香港，由誰來主導對台兩岸關係，已經越來越來清楚找到答案，只有共產黨才能完成港澳真正人心回歸的歷史轉變，才能完成台灣統一偉業的歷史大任。

以往，美國的反華勢力要遏制中國的發展，較少有涉及到香港。

而近些年，他們以為利用香港一些內部問題，可以成為牽制中國發展的棋子，先後祭出涉“香港法案”，用經濟、金融手段，甚至直接制裁香港官員。

若香港的建制體系不是“愛國者治港”，那就將失守第一道國門，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因此，重申“愛國者治港”，不但是客觀上的需要，更是政權建設的核心要義，別無其它選擇。

六中全會的意義是總結過去百年，開啟下一個百年。開啟，必定會根據形勢所需，深思熟慮及前瞻性作出判斷和決策。

如2019年四中全會公報，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表述，次年中央就出台《港區國安法》，迅速扭轉香港局勢。

因此，認真學習中央全會的文件，深刻理解為什麼提出這樣的新表述、新路徑，對於全面理解“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將會更加透徹和準確。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及後見傳媒、見議員、見社會各界人士，都反覆講中央對她全力支持，這是她的力量源泉；對她的施政報告一字不改，全盤接收云云。

這應該是她發自內心的話，也是老實話。

大家都明白，中央對香港的支持是真心實意、一以貫之的，不僅僅是對特首個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對香港的愛護，對“一國兩制”這一獨特政治制度的堅持。

我們談中央的支持，不妨深入探討一下中央最希望香港成就什麼？

從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包括會見特首時都反覆提及，希望香港儘快融入大灣區，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科創研發、文化創意的影響力。

顯然，當前迫切的問題是香港如何融入大灣區，這不但是中央的關切，也是香港政府當前的首務。

從政治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並列入了“十四五規劃”專章。

這一戰略，已經成為香港深化實踐“一國兩制”、參與國家治理體系的政治要求和目標。

因此，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建設中應站位更高、視野更闊，並自覺將如何參與作為每年的施政佈局，實實在在回應中央以及大灣區其他省、區的發展要求。

如果不從這一層面看融入大灣區，就難以積極處理好相關協同合作，更實現不了自身建設做得扎實、有效和穩步推進。

從發展的角度看，融入大灣區是社會各界提出多年，更有智庫提出“南金融、北創科”這一新的發展格局。

釋放大量新界北部土地作發展用途，與鄰近地區協同效應，必將對香港未來發展帶來重大改變，如可實現，可以說是香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里程碑。

從現實的角度看，“告別劏房”、創造就業機會、解決青年人的發展問題，一直都是中央牽掛在心的事項。

特別是青年人到大灣區工作等問題，中央和廣東省給了不少的優惠政策。

因此，香港要解決上述困局，必須要開拓思路，跳出香港的本土小圈子，將問題放在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中，進行一攬子思考和規劃。

特別是利用深港合作，開拓新的產業，這是牽着牛鼻子的那根繩。

《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的描繪，僅是開了一個好頭，但似乎並未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特別是涉及到應該解決什麼問題，更是言者不多，聞之甚少。

我認為，發展什麼產業應該是“北部都會區”的一個核心問題。

回看一下，香港由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確實不是由政府的產業規劃形成的，而市場端視內地，特別是改革開放的發展需要，聞風而動並隨着社會的客觀環境作出調整的。

過往由於香港自身市場細小，自然形成“輕工業、轉口貿易、金融業”的產業結構。這是香港發展的特色之一，也是香港今天轉型的基礎。

簡單的話，就是香港從來都是依託在內地的發展，從中開拓自我發展的空間。

因此，政府在實施“北部都會區”規劃時，除了要考慮解決香港市民的房屋問題外，更要結合深圳的藍圖，造就香港的新產業。

當然，形成能夠引領香港經濟發展的新產業，除了發揮香港現有研發優勢外，還要考慮匯聚大量企業，這方面需要與內地深度合作，才可以開創新的局面。

正如，中環之所以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商業中心之一，不是這裏有多美麗、有多繁華，而是因為香港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法律制度，為國際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他們相適應的營商環境，也為內地企業走向海外、進行適應性熱身的市場平台。

同樣，來自各方的科技企業為什麼要匯聚新界北，並願意落戶發展呢？

首先，取決於香港政府選擇哪些與港深配套的項目，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產業。

如果在發展思路上忽視這點，沒有將中央的支持轉化為具體的政策的實體，說再多的支持也無濟於事。

其次，在當今中美科技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不少華人科學家正在受到美國的打壓，香港也意識到這是一個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機會。

過往，香港主要通過本地大學為平台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但幾間大學新增教職有限，只能通過產業才可以吸引基礎研究和產業型兩大類科技人才。

再次，對於產業型人才來說，生活環境和配套固然重要，但“學有所用、用有所業”才是他們的吸引力。

因此提供產業化平台，才可能有大型科技企業落戶香港。

而對於深圳乃至全國的科技企業來說，如果利用香港國際自由港的優勢在新界北建立國際研發中心，對他們吸引國際科技人才也能產生特別的便利。

研究人員方舟認為，如果香港能夠把握這樣的天時地利，將香港的自身優勢和國家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相結合，有機會在新界北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慧、生物科技、晶片設計和電動車電池的產業研發基地。

當然，是否發展這些產業，香港政府還需要做大量的調研的工作，探訪鄰近地區的產業集群，分析國際市場的變化，聽取不同的科技、經濟、法律等專家的意見，從而打造有香港獨特發展模式“北部都會區”，而不是靠兩個人“黑箱作業”，隨意描畫一個涉及香港長遠發展和未來前景的藍圖。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