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亂象叢生。爆疫的葵涌邨逸葵樓未能夠即時封閉，政府說：「咁急咁夜做唔到。」到逸葵樓封鎖之後，又沒有人清理垃圾。有人拍到現場的防疫工作人員，將防護衣隨意丟棄在垃圾站內，擠爆垃圾桶，曝露在空氣中。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表示，政府的追蹤工作不理想，早前承諾會有1000人協助有關工作，但現時只有200百多人，因此未能夠做到快速追蹤。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解釋，葵涌邨封兩三幢樓但不全面邨封，原因是全邨有三萬幾人，政府能力並非無限，另外政府亦要顧及市民的生活。
看著抗疫亂象，聽到特首的解釋，可以總結出多層次的問題。
第一，沒有預案。政府完全沒有封閉一座樓，甚至整個邨的預案，才會出現「咁急咁夜做唔到」的問題。特首話「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其實，應急預案就是要「一撳掣」就可以做到。相信不用去到特首這樣高的層次，隨意一家普通公司的小主管，都要為重大問題作出預案。例如，突然有同事染疫，整個辦公室要封閉，同事都要隔離檢疫，如何維持公司的運作，這就是現時香港所大小公司都會做的預案。
政府高官收幾十萬元一個月的高薪，竟然告訴我們政府沒有應對疫情問題的預案，的確令人震驚。更叫人費解的是，香港並非沒有封區的經驗。去年1月23日凌晨4時，特區政府圍封九龍佐敦的部份地區檢疫，區內有150幢樓，受影響的居民超過1萬人。政府當時派出了1700名警員駐守，還有大量工作人員協助，目標是在48小時內完成封區式的強制檢測。
政府過去已有圍封1萬人地區的經驗，為什麼今次沒有事先做好圍封一座樓的預案呢？當疫情爆發時，政府應該有圍封1000人、1萬人，甚至一個10萬人地區的預案。若超過某個人數的地區沒法安排圍，就要做好其他替代預案。所以「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的講法，不能接受。
第二，心理上抗拒。政府不做好各種類型的封區預案，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怠惰，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心理抗拒。政府最高層抗拒封區，經常將「反對禁足令」掛在口邊。因為心理上抗拒，思考上就會迴避相關的問題。
政府甚至心存僥倖，覺得Omicron屬毒性較弱的病毒，不會致命，所以警覺性低。試想若這隻病毒是沙士，他們會否說「唔可以一撳掣就做到」？若一樣這樣說，就好得人驚。若說法不同，就是輕視Omicron大擴散後的災難後果。
第三，特區政府不在作戰狀態。這個老問題，在2019年黑暴時已經出現，如今再度重演。政府最高層扮演到領軍抗戰的角色，整天迷信「略加限聚，疫情很快就會過去」。政府第一次是估計加強限聚14天後疫情可以過去，市民可以如常過年；第二次估計是經過兩輪限聚之後，到年初四就可以復常。兩次的估計都錯了，可以說對這輪疫情估計的往績是100%錯。
如果政府足夠聰明的話，應該馬上完全否定昨日之我，要預計疫情久久不能平復，甚至可能會大幅擴散，整個政府都要處於一種高度作戰的狀態應對，要調動一切資源去快速解決問題。
第四，西方思維上身。進一步分析問題的本質，恐怕是源於西方的不干預思維作祟。三十多年前，我還在讀大學的年代，非常流行比較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差異。西方理論高度推崇資本主義決策模式，崇尚自由市場，認為市場的「無形之手」最終可以達到市場的平衡，他們恥笑計劃經濟，認為定出來的目標，永遠都無法實現。
幾十年過去，現實上見到西方的自由市場主義，缺陷多多，市場自由運作不能自動去到應許之地。到頭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式，設定了目標，可以高效地達成目標，做到要求的結果。市民只想得到成功控疫的結果，不需要政府反覆解釋她已做啱程序，反覆告訴我們為何做不到。
抗疫如同戰爭，我們接受不了像美國那樣死89萬人的疫情，就要鼓起勇氣全力抗疫，不會有一隻「無形之手」，可以幫我們解困。
盧永雄
香港疫情繼續爆發。葵涌邨逸葵樓上周四晚(1月20日)出現多宗確診，但港府當晚未有即時實施居家隔離，翌日居民「自出自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透露，當晚有份視察的專家和衞生防護中心均認為要居家隔離，惟特區政府當局話「咁急咁夜做唔到」。
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這種抗疫安排極不到位，對很多情況都沒有預案。令我想起內地有很多抗疫經驗值得學習，其中一個是上海。
上海在1月13日由於一個上海留美學生播疫，宣布「靜安寺街道愚園路228號」一間面積200多呎的奶茶店，為「中風險地區」，成為「最小中風險區」，上海其他地方的風險級別不變，結果亦成功控制了疫情，成為一個精準防疫的例子。上海用了最少的代價，亦實現了動態清零。
管理上海比香港更難，上海人口2500萬人，是香港739萬人口的3.4倍。上海GDP是香港1.75倍。人越多經濟活動越多，病毒越易擴散。但上海控疫比香港好。上海作為重要口岸城市，自內地去年疫情防控常態化後，即使出現零星病例也能很快控制住，沒有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上海疫情防控的秘訣是什麼？為何上海不做全民檢測仍然可以控住疫情？
上海市市長龔正最近在記者會上話，去年上海確實發生了多輪突發疫情，上海的處置工作總體平穩有序、波瀾不驚，背後依靠的是一整套防疫制度體系的高效運轉，防控的秘訣可以總結為「4個始終」。
第一，始終強化憂患意識，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各項措施。龔正說，內地其他地區發生疫情的時候，上海都要問自己3個問題：下一個會不會是上海？如果在上海發生怎麼控制、如何採取措施？如何做到讓疫情儘量不在上海發生？所以，他們在工作中不斷總結常態化防控的關鍵點。
將龔正這條經驗引申到香港，特區政府見到內地不同城市爆疫時，會否問如果香港發生會怎麼控制？去年11月國泰有三名貨機機師，在德國法蘭克福返港後確診，事後發現該三名機組人員嚴重違反在外站逗留規定，當時政府有無問如何防止國泰機組人員因違規而播疫？逸葵樓爆疫政府話「咁急咁夜做唔到」隔離，政府有無問下次如何做得到？
龔正講的第二個始終，是始終注重精准快速。突發疫情處置，上海力爭早、准、快，做到2小時到達現場，4小時完成核心調查，24小時做完核酸檢測、區域管控、轉運隔離等工作，切實做到「4早5最」。疫情防控，他們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處理突發情況加上早研判、早處置。「5最」，是在最低層級，用最短時間，花相對最小的成本，解決最大的關鍵問題，努力取得最佳綜合效益。要阻斷傳染源，同時讓疫情對人民生產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
香港政府應該反思，如果不想做全民檢測，能否做到上海的2-4-24的方程式，能否做到4早5最？如果做不到，又不想全民檢測，疫情怎樣可以快速受控呢？
龔正講的第3個始終，是始終堅持科學抗疫，讓專業分析研判助力科學決策，注重科學賦能，更精准開展人員資訊比對、協查等工作。
香港政府始終反對全民檢測，又不敢推實名制的健康碼，這是科學抗疫，還是按市民喜歡的方法抗疫呢？
龔正講的第4個始終，是始終築牢兩個屏障。一個是疫苗免疫屏障，全上海市已經有94%常住人口接種新冠疫苗；第二個是個人防護屏障，上海市民都非常自律。
去年12月底內地完成兩劑接種是全人口的86%，估計內地打了第3針的人口有40%左右，上海的比例更高。給上海多幾個月時間，相信可以做到超過90%人打第3針。香港只有10%多一點的人打了第3針，為什麼開始有「專家」叫香港躺平，香港現在具備躺平的條件嗎？
香港經常有人以為，內地可以動態清零，只因為內地的制度專制。但看過上海的2-4-24的方程式，會知道內地如何高效地抗疫，跑在病毒前面去截流，病毒沒有流出社會，自然不用全民檢測。香港輸的不光是自由，更大問題是潛藏在背後的低效。
盧永雄
